2.大量的、集中的和被忽视的无序更容易引发犯罪
威尔逊曾指出，如果不守秩序人的数量以算术级增长，那么人们的焦虑行为的数量就将以几何级增长。[31]根据破窗理论，一个或两个无序的社会现象并不会轻易引起犯罪，而如果无序的状态达到一定规模或无序的活动非常频繁时，犯罪等复杂而消极的社会现象就会出现。比如，一个街区酗酒者，公共场所的一两个索要钱财的乞丐，或者一两处涂鸦，并不会立即引发或者产生犯罪等。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大多发生在无序处于相当的规模和程度，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才会出现。[32]无序的状态一旦在某个区域弥漫开来，这种无序就会增量发展。例如，有人在公共场所的角落扔了垃圾，如果没人过问，不用多久那个地方的垃圾就会不断增多。无序的这种增量效应和暗示效果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再如，由于缺乏长期的维护和整治，纽约地铁一度成为乞丐、小偷、骗财者、贩毒者、无家可归者、抢夺财物者、涂鸦艺术家的乐园，无序状态在那里不断的积累和萃聚，导致各种各样的违法和犯罪现象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纽约地铁内因诈骗和盗窃而造成的年度损失在6千万到1亿2千万美元之间。[33]
当然，不同的街区或社区由于环境的差异对犯罪的阻却有强弱之分。有的地方街区秩序虽然比较混乱，但是却很少发生犯罪；而有的地方可能秩序并不是想象得那么混乱，但是犯罪却频繁发生。这与街区居住者的品质和周围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34]
3.警察通过实施规则性干预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区域性无序
破窗理论将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与犯罪控制联系起来，引导警察等执法机关注意对小的无序的关注，防止因无序的增量而出现犯罪等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根据破窗理论，警察对于社区或邻里等无序性的行为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涉规则来进行清除。比如，在外面饮酒是允许的，但是不能在十字路口；你可以坐在公共场所的凳子上，但是你不能躺在那里。当警察发现这些问题时，有权根据这些规则与违反者进行交涉。关注和处理这些微小的无序行为必然需要相应的交涉规则，否则无法有效地推行。例如，一个在公共场所酗酒的男子对前来交涉的警察说：“这有什么？就是在喝点啤酒，很小的事情，我也没有伤害别人。”这位警察回答：“是的，仅仅喝点酒，如果你几年前在这里，一会儿你喝醉了，然后遇到了另外一位醉酒者，然后就有可能在你们之间发生争斗甚至是暴力冲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么严格的原因，因为我们试图阻止和预防那样的事情再次发生。”[35]街区警察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消除小的“破洞”来预防新的或更大的“破洞”的产生。
为了在保证社区安全的前提下使社区居民享有更大的自由，警察应当根据社区的特点进行执法活动，并同时给予社区居民一些娱乐或生活上的自由。比如有的公寓没有院落，住在公寓的人可以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在附近限定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组织娱乐活动。警察应当根据社区的特点采取与社区安全相适应的规则来处理无序问题，这些规则因社区的特点不同而可能有所不同。[36]
4.警察与社区应当建立合作关系，强化社区的自我控制力
根据破窗理论，对于无序环境的清理，警察负有主要职责，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警察而没有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那短时间内被清除的无序就很快又会滋生。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皮尔(Robert Peel)早在19世纪初期就指出，警察的基本任务是预防犯罪，警察的有效性在于使社会不发生犯罪和混乱，而不是有了犯罪和混乱之后再去干预。[37]破窗理论实际上也受到了皮尔思想的启发，提出了基于社区的犯罪预防警务思想。[38]
根据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犯罪的思想，社区警务活动的主要职责，就是支持社区自身非正式的自我控制，但这种警务又不能代替社区在安全上的自我非正式的控制。[39]美国社会学家翟克伯丝(Jane Jacobs)指出，社会秩序的维护不是单靠警察就可以实现的，而必须通过人们自身的自愿性控制和内部准则等复杂的机制来完成。[40]基于社区安全的警务活动，就是要通过警察的权威性强化共同体防御犯罪的能力。[41]比如，在发生紧急的危害社区安全的事件时，警察要利用社区的配合和支持来快速处理事件；在日常发生妨碍社区秩序的事件时，警察要通过交涉性规则来解决那些社区自身控制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总之，加强警察对社区安全的干预，提升社区的自我控制力，是促进社区安全，减少社区犯罪的基本路径。
三、破窗理论在美国的实践
任何理论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破窗理论也是如此。凯林不仅是破窗理论的创立者，更是该理论的积极践行者。他大部分的学术活动都与探索这个理论有关。[42]在20世纪80—90年代，凯林作为纽约警署的政策顾问，亲自参与了纽约市地铁和社会混乱状况的整治。在时任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Rudolph W. Giuliani)和警察总长布若顿(William J. Bratton)的大力支持下，根据破窗理论，纽约市政府和警察署创造性地实施“秩序维护警务”(Order-Maintenance Policing)“计算机犯罪统计信息系统”(CompStat)和“新生活项目”(Program of Quality of Life)等，用于整治当时纽约市恶劣的治安环境，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43]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从1993-1999年，纽约市的谋杀罪发生率下降了40％，抢劫罪发生率下降了30％，入室盗窃罪发生率下降了25％。[44]在纽约市的影响下，美国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借鉴破窗理论来改革当地警务制度，比如，马萨诸塞州的罗维厄(Lowell)、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等等。[45]美国的犯罪率在同期开始大幅度下降。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从1993-1998年，全美财产类犯罪率下降了32％，暴力犯罪率下降了27％。[46]而且，此后整个美国的犯罪率一直在走低。[47]
基于破窗理论构造的警务活动，在美国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同的城市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共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