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还有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典型回答是与事实认定有关的某些东西，正如我试图讲清楚的，这种典型回答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审判像科学一样吗？它们有何不同？这种与科学的类比其实有些空洞。尽管更多的信息尚未收集到，法律裁决却不能推迟判决。还有，所做的判决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非潜在的普适法律可能是什么。最有效的解释是，大概没有像在科学中那样的知识体系可适用于典型案件。相反，事实认定者为了做出裁决，不得不输入必要的背景知识。如果经过再三思考，审判并不那么像科学（至少某些科学类型），那么它们像历史学吗？历史学关注事实，但一般而言，那被视为一种更伟大的谅解手段。在审判中，谅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的（作为说服事项的情况除外）。
4.但审判可服务的所有其他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关于审判的经济学方面？不仅是当事人，律师、法官、法院书记员以及所有法院工作人员都在审判中注入了经济利益。什么是审判的象征性目的？什么是审判的政治目的？等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集，都在告诉我们审判的性质。根据所有这些因素，证据规则的目的可能是什么？问题再次提出来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影响审判方式的建构？审判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看起来像自由市场？它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由政府进行规制？哪种模式很可能促进有效求真，为什么？除效率和寻求真相外，还有什么其他价值是或应当是利害攸关的？
5.证据法不仅构造事实认定，它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准确事实认定的意义如何与其他社会价值竞争？
证据和证据法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在众多因素中只投身于正义和公正社会的追求，但正如我试图表明的那样，它们对这种追求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作为我们制度之基石、基础的证据非常重要，但在西方，证据的意义仍然受到忽视。证据的意义确实非常重要。在中国，你们正体验着市民社会的不同组织形式，不能忽视证据问题。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就没有理性的证据法，所有其他追求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造成极度的困难。
【作者简介】
罗纳德•J•艾伦，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威格莫尔特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证据科学研究院外国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诉讼法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系艾伦教授2010年6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座。
【注释】译注：abduction，又译为“不明推论式”，是指大前提完全正确，但小前提仍有问题的三段论推理。参见《现代英语综合大词典》。早期皮尔斯（1868年）分别描绘了这三种推理的三段论形式：
演绎：规则——来自这个袋子的所有豆子是白色的。
情形——这些豆子来自这个袋子。
结果——这些豆子是白色的。
归纳：情形——这些豆子来自这个袋子。
结果——这些豆子是白色的。
规则——来自这个袋子的所有豆子是白色的。
假设：规则——来自这个袋子的所有豆子是白色的。
结果——这些豆子是白色的。
情形——这些豆子来自这个袋子。
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7thed,West Group,1999.p.1311对该词组（res ipsa loquitur）的解释:"the thing speaks for it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