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多的场合，作为事理的“理”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比如，在一宗定婚案中，未婚之夫离家八年未归，判词说，“夫十年不字，虽女之贞；二十而嫁，亦古之礼。告照择婚，于情理未为不协。”[41]定婚十年而未婚之夫不娶，又到了二十岁的嫁龄，在告照之后择婚，显然并不违背当时的定婚之理。类似的例子还有：“郭德祥有女讲娃，襁褓中许字袁东儒子为室。嘉庆二十四年，郭戊辰复为宋成功子执柯，德祥虽未允诺，但未言业已字人。戊辰遂擅过庚帖，并私取聘财四千。彼固模棱，此尤鹘突，均出情理之外。”[42]此案中，郭戊辰为宋成功子执柯，当时郭德祥之女已许他人，按“一女不能两聘”的定婚之理，应当拒绝宋家；而戊辰在并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媒人身份擅过庚帖，也与“尊长主婚”的事理不符。这两例定婚案中的“情理”所指称的对象，皆是明清时期定婚问题上比较普遍的道理。还有的事理，则与前面被称为“天理”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来看这样一段判词：“讯明钱永芬有祖坟一处，在西门外沙井地方，据牟秉甲、段锡茂等供称不错。谭维政竟以六百文卖一穴于周以甲葬棺，且遮钱姓祖坟山向，实属无理。”[43]这里的理应指“物各有主”的道理。《槐卿政迹》这样表述类似的观念：“业各有主，或弃或置听其自专，旁人不得过而问焉”[44]，虽然此处没有被冠以“理”字，但其被视为普遍的事理则显而易见。

　　有些事理并不具有规则的意义，只因其作为生活经验的结晶，时常被用作事实判断的依据。比如，在一起诬诈案中，妻刘张氏先生一子，妾刘雷氏后生一子，刘张氏控告刘雷氏之子已死，其子乃是混蒙。于是判官将两儿同抱堂前，“令其换乳，各自认生，均不肯食。又令雷氏乳妈喂其所养之子，欢喜而食。足见此子并非抱来，若仅抱来一日，生人亦必不肯食乳。此系至情至理。”[45]另外，在一起婆媳争讼案中，有这样的判词：“杨高氏龙钟衰媪，满面慈祥，断无虐遇寡媳之理。”[46]抛开“满面慈祥”的直觉不谈，以常识而论，“龙钟衰媪”虐盛年之媳，即使心有余恐怕力也不足！类似的事理不少。比如，清代一件判牍中，有八岁稚童为凶案作证，判官说：“岂有同谋毙命，秘密重大之事，而容一幼稚在旁，从容审视，保其不泄一语，此尤情理之显而易明者。”[47]谋命之事，唯恐他人知晓，八岁稚童，口无遮拦，容其从容旁观，明显与事理不符。这三件判词中的“理”都是日常生活的寻常经验所衍生的朴素逻辑。同时，也有的事理属于社会经验的产物。比如，李钧在一则钱债案中说：“借贷钱财，岂有隔年立约之理”[48]；又说，“物价随时长落，岂有一成不变之理”[49]；还有“岂有当价比买价更多之理”[50]，等等。这种事理偶尔也被直接称为“情理”，比如：“人价两交，并无只字为凭，如此颟顸，殊出情理之外”[51]。

　　如果对“事理”进行细分，除了“事物之理”外，还有“人伦之理”的涵义。作为伦理的“理”首先指的是儒家的道德理念。比如，在一宗奸婶案中，有这样的判词：“审得吕某乃某之侄也，某氏乃某之婶也。侄窥叔远出，入室抱婶淫奸，某氏严拒不从，守贞秩分，理当如是。”[52]这里的“理”除了“男女之大妨”以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指“守贞秩分”这样一种儒家道德。也有时候，“理”被用来指一种基于血缘或婚姻而生成的伦理范畴。在一件清代谕令中，亲家因田产纠纷导致悔婚，县官如此劝谕息讼：“两造争田互殴，事在六七年前，久经本县持平审结，迄今事过情迁，应以各蠲夙忿。就使芥蒂未忘，而前事究与士衡（即未婚之夫）无涉；亲家之情虽恝，翁婿之分未乖；郎舅之交纵疏，夫妇之义难绝。此情此理，万无可逃于天地之间。”[53]这里的情理之“理”显然指的是“翁婿之分”和“夫妇之义”。另外，作为伦理的“理”还有规则层面的含义。比如，“夫为妻纲，夫在妻不得自擅，况子女婚姻之约乎！佘仕烈女，仕烈在京许林；伊妻在家许胡，以理当从父命。”[54]此“理”指的是尊长主婚问题中，父亲优于母亲的意志。类似的伦理规则还有：在一宗立嗣案中谈到立继顺序时，沈衍庆说，“由服制亲疏以推，情也，亦理也。”[55]这里的“理”指的是儒家以服制为基础的立继规则，它往往与血缘关系紧密相联，所以时常“情”与“理”连用。有时候，伦理也与事理并提，且不言“理”字，比如：“契在债则谁诿，父在子难擅卖。原银陈君举，自借自还不得混。以老父凄身之躯，作己债搪抵之注，而巧生骗局，更唆老悖以出辞也。”[56]这里的“契在债则谁诿”指事物之理，而“父在子难擅卖”则指人伦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