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的判词中，也经常在案件事实的层面上使用“情”字。比如《云间谳略》中，有这样的判词：“朱宗政侵盗仓粮一事，浪费有据，借贷有主，情最真，罪最确。”[25]《莆阳谳牍》中也有相同的用法：“陈朝宁与翁在缙以灌水相争。朝宁之女适死，与本事无干。盖在缙何憾于幼女而击之致死耶？况乡众公呈亦无一语及死女，其情已显然矣。”[26]这些判词中的“情”都指的是案情。类似的判词还有：“吴正险如墉隼，奸似城狐。预报睚眦之仇，则匿名而告罪……非张保证明，定成滥狱。不设计赚出，谁得真情。”[27]作为“案情”的“情”字，除了与具体情节连用之外，还时常被用作判词的起始语、过渡语和修饰语。以清代李钧的《判语录存》为例，判词一般以“审得……等情”开头，在叙述案情的过程中偶尔会用到“情势”、“情由”[28]这样的词汇来表示事实，有时也会以“别有阴情”[29]、“真情吐露”[30]、“昧情饰控”[31]、“装点情节”[32]以及“供情如绘”[33]这些词句作为案情叙述的过渡，还会出现“情同略卖”[34]以及“虽无惨杀之据，却有虐遇之情”[35]之类的修饰性用法。总之，在明清时期的判牍中，以“情”来指代案件事实相当普遍。以笔者浏览数千件判词的经验来看，判词中使用“情”字的场合，“实情和情节”这一义项超过半数。

　　综而言之，“情”共有四个义项，分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情、（功利假定的）性情、（作为日常所见的事情或者事理的）人情世故，以及（包括实情和情节的）案情。除了“案情”这一义项之外，其余的“情”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事理——自然感情上当为的事是一种当然之理，趋利避害的人性是一种普遍之理，日常所见的事情所蕴含的是一种平常之理。

　　二、“理”的义项

　　相较“情”字含义的复杂多变而言，“理”的义项要简单明晰许多。

　　首先来看“天理”这个词。在一宗明代的人命案中[36]，水手葛某与稍人艾某，在船行僻处时，操刀杀死客商主仆二人，抛尸灭迹于江湖，判词说“不思天理难欺，自度奸谋叵测”。此案中凶徒自以为僻处杀人，无人知晓，但是终被查究，这里“天理”应该是指“杀人偿命”之理。如果凶徒未获，那无疑是没有“天理”；最后凶徒伏法，也就“天理”得彰了。再来看一件钱债案的判词：“山有定主，谋者妄焉。债有定额，负者非矣。王某只可据理取债，不可执典契而妄葬李某之山；李某合认还父债，不可昧天理而负王之银。”[37]此处“欠债还钱”也成了“天理”。由以上两例可知，“天理”之“理”无非是一种事理而已，“天”字之加，只是增添了此种事理的神圣性和恒久性，仅为一种修辞，并非特别的义项。

　　除去“天”字，作为事理的“理”在判词中被广泛使用。先来看一件明代的判词：“杨云顶王义所赁房，将营酒腐之业。乃王义在房之日，以车碇为生，有半间稍空，借与张懋新收布。盖松俗，布市唯在平旦，故彼此贸易两不相妨耳。及转赁与杨云，云所业酒腐，与义不同，自不得以其余及懋新，此亦情理之常。”[38]这里的情理之“理”意为：基于营业时间的不同，车碇可与收布共赁一屋，而酒腐之业则不能与收布同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日常事理，从具体的行为派生出来，反过来也成为诉讼中具体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再来看一个例子：戴士琦有房五间，典与林正学之父林人文，回赎之时戴士琦称原典价为五十两，而林正学称典价为一百两。判官认为，“无一间房而二十两典价之理，士琦五十两之说为是。”[39]一间房的典价属于具体问题，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其并非毫无标准可循，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价格，与此价格相隔玄远的——比如此案中多出一倍——无疑是不合“情理”了。从以上两件判词我们可以看出，布市的营业时间与“松俗”有关，而一间房的典价更是特定时空背景的产物，这正是张五纬所言的“民间之各有其情、各有其理”[40]，这类情理虽然只具备有限的普遍性，但是对于一定地域内民词的理断，则具有不可替代的判断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