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另一种“情”的用法。明代的张肯堂曾在一则判牍中说，“人情利来未必交让，而利尽必至互推。”[14]这种趋利避害的描述显然是对人性所作的一种假设。在此理解之下，人的功利性时常被表达为“人情”。比如，在一宗买卖纠纷中有这样的判词：“议价之始，稍有低昂，得价之后，更生变态，亦人情之常也。”[15]明人苏茂相所辑的《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也有类似的用法：在一宗入赘案中，判官说，“吴天因乏嗣而赘婿，周常因乘产而送终，亦人情也。”[16]意思是，吴天因为没有子嗣养老而招婿，周常为了得到财产而为其送终。此一“人情”也是对功利心态的一种表达。基于对功利人性的普遍假定，“人情”不时被用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比如，明代有这样一起案件：曾氏之夫郑中翰亡故后，其向亲家游若林讨取亡夫所寄之银，因而发生争执。判官说，“郑中翰积金四千，而不为家营寸产，以四千金寄若林，而不以数金留曾氏，此人情所必无者。”[17]在判官看来，人性是自私的，决不会以数千金存寄他人之处，而不为家人存留数金，此一讦告有悖常理。有时，对人情的功利假设也被用作法律上的判断。在一起清代的踩踏青苗案中，有这样的判词：“查种田之人，以青苗为性命，如有损坏，即拼命阻止，乃人情之常。”[18]以功利的人性而论，在阻止损坏青苗的过程中，往往不顾性命，稍有损伤亦可以原谅，因而无需追究。所以，“情”的另外一个重要义项，是基于功利假定的性情或者人性，它往往被判官视为当然之“理”。

　　“情”的第三个义项是人情世故，即日常所见的事情或事理。先来看这样一起奸局案：宋玉借蔡承祖本银些微，负而不偿，捏控蔡承祖与其妻通奸，但并无确证。判官说：“宋玉妻吴氏与蔡承祖对门而居，蔡之寡嫂及氏，茶话往来，妇人常情耳。”[19]对门而居的妇人茶话往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仅仅据此而怀疑通奸显然理由并不充足。再来看一件清代的判词：“周道成被盗之时，当遗有周道远帕子、鞋子等件，遂至误会周道远知情。细查周维贤诉词，据称帕子、鞋子，系伊子周道远晒在窗下，夜间未收。揣度其情，想系贼先将帕子等物窃去，欲偷周维贤屋，尚未得手，因转向周道成房内，被人惊醒，致将此帕子失去，是乃人情之常。”[20]周道远的鞋袜晒在窗外未收，被盗贼趁机盗走而遗失他处，并不稀奇，所以不能仅凭遗失之物就据以为盗。以上两例中的“常情”皆是指具体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其平常发生，所以就成了普遍之理。还有的“情”直接就是指事理。比如，有一宗明代的人命案：群殴中，陈三将在光踢死，被在光之妻黄氏所亲见。公堂之上，陈三父陈良“始称三到之时，在光已死，继称打抢之时，黄氏有虔布一疋，因三抢夺付收敛，怪恨执此报仇。夫抢布之仇与杀夫之仇孰重？不仇杀夫而仇抢布，决非人情。”[21]无论从感情还是从价值上看，夫仇都远胜过抢布之仇。所以，在光之妻仅为了抢布之仇而诬陷陈三，从而放过杀夫的真正仇人，在常理上说不过去。作为日常所见事情或事理的“情”，其实蕴含着普遍的事理和逻辑，在事实判断的过程中，这种平常之理妥贴而必要。

　　实情和情节是“情”的最后一个义项，也是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一个义项，却总是被忽视。事实上，它频繁出现在各类法律文献之中。比如，在官方正式用语中，“情”时常指案情：源于明代朝审的清代秋审制[22]，最后将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和留养承嗣四种处理，“情实”的“情”就是指的案件事实。另外，这样的用法在明清判牍的序和跋中也很常见。比如，在《棘听草》的“叙”中，李之芳谈到听讼时就说，“要使讷者尽言，诪者献诈，而悬河辩者缩其舌，反覆推勘，务求得情而止。”[23]“情”在此处就是案情和实情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五纬在《未能信集》中说：“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其事不外乎户婚、田土、命盗争斗，其情不外乎负屈含冤，图谋诈骗。听讼者即其事察其情，度之以理，而后决之以法。”[24]此处的“情”明显指案件事实，虽然情、理、法并用，但是与“天理、国法、人情”中“情”所指称的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