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曾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纠纷（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间自了。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吃讲茶’。其所评论者，总不外情理二字。”[1]事实上，当纠纷进入官府，“情理”二字依然是士大夫口中最常用的话语，所谓“盖天下事，不外情与理而已”[2]。在此理念之下，听讼的理想状态就成了“事务大小，咸准情酌理。”[3]可以说，“情理”一词是中国古代诉讼中最重要的话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官府和民众所共有。

　　那么，情理到底是什么？法律史学界习惯将情、理、法三者并称，分别指代人情、天理和国法。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和机械。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对情理一词作过详细的考察。他说，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如果将两个字分开，“‘理’是指思考事物时所遵循的、也是对同类事物普遍适用的道理”[4]，而“‘情’字的含义及其作用颇具多面性，因而难以说明。”[5]不过，他还是指出，“情”字首先具有“情节、情况等事实关系的含义”，也常指“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并且，“情”字在情谊那样的场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含义”。[6]除了含义的描述之外，滋贺秀三还对情、理、法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应当说，滋贺秀三对情理的研究细致而精到。但遗憾的是，囿于其理论前设，滋贺秀三最终将情理归结为一种“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7]，并认为中国古代诉讼“具体的妥当性只能在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情景中去寻求”[8]。如此看来，情理的涵义依然有待廓清。

　　无论是在注重精英表述的序言和题跋之中，还是在具体而务实的判词之内，“情理”这个语汇都广泛见诸明清时期的判牍史料。当然，其涵义也随着不同的语境而有所差异。正如滋贺秀三所言，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本文打算在分别梳理“情”、“理”两词的基础上，对“情理”这个概念及其法律意义进行分析和解说。

　　一、“情”的义项

　　当我们将“天理、国法、人情”并称的时候，“情”更多地指人的感情。比如，明代毛一鹭在一件判词中说：“朝宰为氏亲父，氏别卖而彼不与闻，实人情之所不堪。”[9]“人情”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女儿被别卖而父亲并不知情的感情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一种情感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一种自然之理，所以，有时“情”与“理”连用。比如，在一宗孀妇改嫁案中有这样的判词：“借题起衅，在夫死未久；而凶服顿除，琵琶再抱，固属情理不堪。”[10]夫死未久，就改嫁他人，无疑在感情上说不过去，这就衍生为一种处事和辨别是非的“理”。明代的张九德在《云间谳略》的序言中谈到听讼时曾说：“设以身处其地，务使彼情不隔于己情，又使己心可喻于彼心。”[11]就是说，听讼过程中的“情”与“心”都不具有个体的意义，而是彼此共通的感情状态，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一种由“情”产生的“理”，有时在听讼中被用来判断具体行为的合理性。比如，在一件匿告事中，“徐光悦亲弟出外樵渔，而弟妇陈氏寄暇佣人周邦圣者。光悦不忿而告鸣，自是闺门之义气。光悦不能自告，而翁思禺为代告，亦是周亲之情。”[12]明清时期为防止民众滥讼，一般禁止与讼情无关的人代告。此案中，判官认为徐光悦因为有“闺门之义气”不方便自告，翁思禺出于“周亲之情” 而为之代告，于理无碍。另外，普遍的情感有时候也被用作裁决案件的依据。比如，明代有一悍妇，“其人如虎，其舌若雕”，所以先逐于叔，再逐于婿，以致年老无依，于是诉至官府。判官断令叔出谷米，在女家供养。究其所由，是因为“生养死葬，亦乌鸟至情，所难置为道墐之弗顾者也”。[13]由此看来，感情是“情”的一个基本义项，但并非指个体的特殊感受，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感情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自然之“理”。情与理由此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