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的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必然会与其他经济领域发生关联，这就需要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充分考虑这些约束因素。例如，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怎样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建设高效的资本市场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在制度设计中处理好个人投资者与国有股东的关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

　　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有时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前置条件，不仅对新制度实施后的运行会产生显著影响，甚至使新制度因无法“嵌入”到原有的体系之中而导致失败。例如，在我国建立资本市场初期曾引进了内幕交易监管制度，但我国身份证管理制度、财产申报制度都不具备，或者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内幕人可以轻易规避监管，致使该项制度无效。

　　3．技术条件

　　技术条件包括交易条件、风险控制条件和需求条件等综合因素。

　　交易条件通常只涉及纯技术问题，一般可以解决，但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也必须加以重视。风险控制涉及复杂的资金关系和瞬息万变的市场，实施的条件较为困难。如衍生产品需要复杂的金融工程技术进行风险控制，这类制度创新需要券商等中介机构满足一定的内部风险控制的技术条件。我国国债回购制度的失败与制度设计失误导致的风险控制技术条件不匹配有密切关系。需求条件也是制度设计时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4．文化习俗与制度博弈参与者素质

　　文化习俗和投资者素质会影响投资者行为模式，从而影响制度运行的效率和结果并决定制度设计的成败。例如，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们习惯于遵循“长官意志”而不是市场客观规律，这是导致我国资本市场难以摆脱“政策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如，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更有理性，因此，机构投资者比重较大的市场波动性较低，风险较高的衍生品才存在创新的条件。

　　三、制度设计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

　　1．效率原则

　　（1）制度设计与创新效率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为制度本身的效率性，还应体现为制度创新过程的效率性。

　　制度本身的效率性包括三方面涵义：福利增进性、运行高效性和竞争性。福利增进性是指制度创新必须是帕累托改进的，任何创新博弈的参与者利益不应受到损害，制度设计必须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目前我国两个交易所行政划定上市资源的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可能削弱资本市场的效率。

　　运行高效性指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关系优于被替代的原有制度安排。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即使收益大于原有制度安排，如果其运行成本高昂，有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信息披露制度就值得检讨。一项信息如果不能有效增加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判断能力，而它的披露要消耗较多的资源，它就缺乏披露的理据。

　　制度的竞争性是指新的制度安排具有先进性，在与同类制度相比时具有比较优势。

　　（2）制度创新过程的效率性是指新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交易成本最小化。制度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施等多个环节，需要反复“试错”。这一创新过程的交易成本过大，可以导致新制度无法建立。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来自不完全信息、对风险的厌恶和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意识形态等。制度设计应使制度创新过程消耗的社会资源最小，这才符合制度创新的效率原则。

　　2．风险控制原则

　　1998年，“国际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IOSCO）”列举的三个证券监管目标中，第三个为降低系统风险。风险控制既是市场监管的目标，也是制度设计应当严格遵循的原则。贯彻制度设计中的风险控制原则，一是要分清风险来源，二是要通过恰当渠道披露风险，三是设计有效机制隔离或降低风险，例如通过头寸控制、结算安排和内部控制等多种角度进行。在制度创新中采用“试点先行”的策略也是降低制度创新风险的有效手段。我国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贯彻“试点先行”原则而取得成功的。

　　失败的国债期货、国债回购制度、有缺陷的券商制度和成功的投资基金制度都与是否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风险控制有关。例如，投资基金制度中的资金托管制度和一开始就严格执行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基金管理人过于进取的投资行为，是投资基金制度成功的基础。相反，国债回购和券商管理等制度设计中没有考虑通过帐户管理进行风险控制，券商可以方便地使用客户资金和在回购市场任意放大借贷规模，加上缺乏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这些在客观上鼓励了券商过于进取的经营行为，导致制度失败或失效。

　　同时，商业活动总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金融体系各种制度也总是伴随风险而产生，承受风险是投资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活跃的基础，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不去进行制度创新。制度设计的风险控制不是消除风险，而是通过合理制度安排鼓励人们进行理性的风险管理。

　　3．透明性原则

　　信息不对称是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防范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效是任何市场制度设计应当充分考虑的问题，对于资本市场尤甚。布莱克将信息不对称列为新兴市场制度建设需要克服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