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相称损害

　　简而言之，不相称损害就是指所施加的损害远大于因施加损害而获得的利益。不相称损害是维护事实团结的因素之一。“应该指出，不相称损害并非指任何损害……人们一般是从买方同意此项条件、交易成功的情况下卖方所得这个角度，而不是从买方不同意此项条件、交易告吹的情况下他所承受的损害这个角度来看待的”（P94）。不相称损害对于上面提到的团结的信念具有一定影响，主要包括两点：“首先，不相称损害在对团结产生消极影响之前就应该被认为是不相称的”（P95），“另一方面，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总是对团结具有否定性的作用……团结的信念不能够长久的经历这类事情而还能维持下去”（P95—96）。不相称损害的根源被认为是“没有委托人的世界”，而“现代技术世界中生产的专业分工的加剧大大增加了易于施加不相称损害的机会的数量”（P96）。当然，这些论述主要还是作为铺垫出现的，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引出法律对于不相称损害方面的重要功能——传达社会对于某种行为十分注重的信息，而不是一味的看中是否成功的阻止了实际中发生的不相称损害。

　　在前文论及契约团结时，作者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对于团结心理的重要作用，但似乎底气不足。把团结的解释扩大到心理学的范畴似乎正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理论基础的不坚定直接导致了作者不得不继续对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不相称损害作进一步的补充，以使自己的论述尽量周全。但实际上的作用并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好——这种补充说明反而助长了读者心中对于这种对于团结的信赖的不信任。这一点可能算得上是作者的学说尚有待完善的一个例证。

　　（七）目的、权力、计划和至善主义

　　作为全书的最后一个问题，该部分实际上传达了麦克尼尔对于新社会契约学说的某种构想。因此，他开创性的把问题分成技术时代和后技术时代两方面来表述。

　　按照麦克尼尔的理解，技术社会就是当今所处的社会。社会中的管理者被称为技术人。作者认为“技术人总是一个有目的的人，一个不断计划的人……技术人是权力的追逐者，如果没有权力……他的计划就会失败，他的目的也会遭到挫折”（P100）。在麦克尼尔的理论中，技术人几乎不可避免的是至善论者，他们要求目标趋于完美，但是“技术人在与人类打交道时不断的遇到挫折，但如果他不能使他们完美——至少现在不能——他就会努力的去完善他们的制度。这里所指的制度主要是法律和司法”（P101）。在最后，作者指出了技术人的目的是全世界的官僚体系化。“在一个没委托人的世界里，指导官僚机构的任务……落在落在选民的身上，随着技术人扩展自己的权力，选民们自身也日益官僚化，直到委托人概念的一点点残余都消失殆尽”（P102）。韦伯曾说过：“官僚体系一旦完全建立，那它就属于那些很难摧垮的社会结构之一种”。根据前文对于官僚体系的理解，我们可以推断作者对于技术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当今所处的时代并不好，因为官僚体系化趋势几乎成为必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也的确正在广泛的困扰着世界各国。固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在论述时的一个瑕疵——以技术作为唯一的角度来分析内涵和外延都颇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带有些许技术决定论的味道。从全面看问题的角度来说，这种论述角度显然是不足以让人完全信服的。

　　既然技术人时代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什么样的才是麦克尼尔心中的理想社会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理想化的对象——后技术时代。“后技术时代是一种人性的和技术的世界，也就是说，它是不完美的——这可是任何良好的世界的必备特征”（P104）。在他心中，法律在后技术时代的作用将更加具有针对性，即“防止良好的方式被更好的方式自动而无情的取代”（P104），以及“防止分权化向集权化的方向发展”（P107），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却又难以解决的集权化倾向，在后技术时代法律的调控下将得到轻而易举的解决。显然，后技术时代将是一个完全关系化的社会，是新社会契约论最适宜生存的现实土壤。在麦克尼尔的潜意识里，其新社会契约的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吹响了世界从技术时代向新技术时代转变的号角，在那样一种人性和技术的世界里，现在困扰我们的所有契约问题乃至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将得到良好的、一揽子的解决。

　　当然，麦克尼尔对于后技术时代的设想显然是不成熟的，“后技术社会的未来也许是一系列的轮回反复，先是现在这样，人的个体融化于各种各样团体的力量之中；接着是技术人时代，然后又从头开始”（P108）。虽然如此，我们仍不可否认，后技术社会中契约规范的发展应该在追求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对各种价值予以平衡，尽管麦克尼尔并不确定后技术社会是稳定存在还是循环的产生，但是他对后技术社会的构想相对于其对契约所进行的晦涩的社会学分析，更多的体现出了积极的人文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