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量的评价原则和相关概念
罪刑均衡原则既是一项司法原则，更是一项立法原则。所以，刑罚配置的第一原则也应是“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刑罚配置在刑事立法中的意义：第一，以“罪”为中心，“轻重其刑”的意义在于罚当其罪，其目的是以公平的方式促进刑罚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是为了追求具有实质内容的公平；第二，以“刑”为中心，“轻重其刑”的意义则在于鉴别和区分不同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程度，其目的是使罪刑规范合理化、有序化，亦即以“公平的评价方式”本身为追求目标。以往刑法学者在讨论罪刑均衡原则时，均停留在第一种意义上阐述“罚当其罪”的价值功能；而我则立足于第二种意义，来说明刑罚配置的技术功能。也就是说，我关注的不是罪刑均衡问题，而是刑罚要素作为评价工具所展现的意义。
刑法对法益侵犯行为进行量的评价，依赖于它所采用的刑罚体系。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实现刑罚及刑法整体的目的，国家的刑事立法必须首先建构一个合适的刑罚体系，即由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轻重程度的刑罚构成一个惩罚措施的序列，以满足定罪(立法上的评价)和量刑(司法上的评价)的需要。这些相互衔接、轻重有序的刑罚种类，是立法者在立法阶段贯彻罪刑均衡原则不可缺少的工具性要素。观诸各国刑法规定，“刑罚体系是各种各样的，不仅排列的方法有所不同，刑罚名目更是各有特色。各国刑罚体系的不同，反映着各国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文化背景”{10}(P1838) 。有差异的刑罚体系，只是表明了各国以刑罚工具对犯罪进行“量”的评价的方式之不同，其在如下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即：无论何种刑罚体系，都具有对犯罪进行量的评价的功能。
无论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之确定性的要求，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之公平性的考虑，抑或完全从方便于刑法适用的目的出发，对法益侵犯行为之严重性程度的评价，都必须建立在一种可把握的、可精确化的标准之上。现代文明刑法中的各种刑罚方法，基本上可以满足罪量评价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各种刑罚措施本身都具有一种量的规定性。白建军教授在《罪刑均衡实证研究》一书中，对“罪量”和“刑量”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罪量是关于犯罪严重性程度的综合评价”，而刑量，“就是指刑罚严厉性程度的数量表现，包括立法中以各种犯罪的法定刑为表现形式的刑量即抽象刑量，以及司法中以各个具体案件的宣告刑为表现形式的刑量即具体刑量两种形式”{11}(P1137、229) 。在此，我拟接受上述“罪量”概念，而对“刑量”概念的意义，则需另作界定。
我所使用的刑量概念，也基本上是指“刑罚严厉性程度的数量表现”；但是，由于我要做的工作不是对罪与刑的关系进行量化的实证研究，而是试图阐明刑罚评价工具在刑法系统中的功能意义，所以我不需要“罪量”和“刑量”必须可以数字化。同时，由于我所关注的是刑罚的系统内功能，所以，我所说的刑量首先不考虑“司法中以各个具体案件的宣告刑为表现形式的刑量”，但又不限于“立法中以各种犯罪的法定刑为表现形式的刑量”；它至少还包括，不同性质的刑罚方法所固有的严厉性程度大小上的表现——当然，每一种刑罚方法的严厉性程度都不是以一个“点”(绝对数量)表现出来的，而是以一个“片断”(幅度)表现出来的。
为了便于分析，我还想提出“刑内量差”和“刑间量差”两个概念。刑内量差，是指同种刑罚在严厉性程度上所表现出来的数量差别，比如我国刑法中的有期徒刑，可以在6个月与15年之间表现出轻重差别来。刑内量差主要是由刑法的可分性所赋予的。死刑本来不具有可分性，但是由于死刑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存在不同的执行方法，也可能具有刑内量差，比如我国的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间就有差别。刑间量差，是指不同种类的刑罚因其在性质上的特点，而表现出来的严厉性程度上的差别。从刑罚的性质方面来看，生命刑当然重于自由刑，[3]自由刑当然重于财产刑和名誉刑； [4]而自由刑通常又有终身自由刑、有期自由刑和限制自由刑几种，比如我国刑法中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虽然同属于自由刑范畴，但是它们毕竟是不同的刑种，性质上的不同本身就能标示出它们在严厉性程度上的差异。“刑内量差”和“刑间量差”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限种类的刑罚本身就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所以“刑罚的阶梯”很容易形成；而贝卡利亚所构想的那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即“犯罪的阶梯”{8}(P166)或许也能够找到，但是它未必像刑罚阶梯那样只有少数几个梯级。这意味着，人们必须以有限种类的刑罚来评价众多形态的犯罪，而要在少数梯级的刑罚阶梯与多数梯级的犯罪阶梯之间建立均衡关系，显然需要某种特殊的调解机制才能做到。刑内量差和刑间量差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解决了这个难题。实际上，刑法对法益侵犯行为的量的评价，正是通过刑内量差和刑间量差而达致精确的，并且，还通过它们保持了罪刑规范的适度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