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律在规定刑罚的加重事由时也可以考虑刑事政策上的要求，但是，对法定刑的加重修正终究不能违反刑法上的罪责原则，即刑罚不得高于行为人的罪责；而在规定刑罚的减轻事由时，则不受此限制。“刑罚不允许超过罪责的程度， 但是， 它却可以在预防目的允许的范围内， 不达到这个程度”{19}(P149) ；如果在未达到罪责相当的程度，以较小刑量就可以实现刑罚的目的，那么就应当以该较小的刑量作为对行为的法律评价，否则，以不必要的多余刑量坚持追求罪刑均衡，虽不能认为是违背罪责原则，至少也是不符合刑法节俭的要求。
【作者简介】
周少华，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当然，将财产刑单独适用于轻微的非侵财型犯罪，也有其正当的理由，应当允许。尤其是在日益尊重人权、人类正义观念和刑罚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刑罚轻缓化成为各国刑事政策的主要方向，财产刑大有取代自由刑主体地位的趋势。
对于其他的刑种，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其适用范围，而对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的适用范围(对象)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第35条：“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第56条第1款：“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这是以一般社会成员的平均价值观进行衡量时得出的常识性的结论。至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著名的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不过是诗人充满革命浪漫主义、并极具个人化的价值判断。法律中的价值判断，当然不能采用此类个人化的标准。
财产刑与名誉刑孰轻孰重，则很难有一个通行的判断标准。如果“人穷志短”是一条真理，那么在一个穷人的感受中，必定是财产刑重于名誉刑；但是，人类趋向于认同美德的本性又告诉我们，“人穷志不穷”很可能是更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同样，一个在社会中有地位的人，名誉刑对他来说就重于财产刑；一个人格低下的人，名誉刑对他可能就没有什么威慑力，也不会令他感到痛苦。
毫无疑问，是否必须以生命刑评价罪量极大的犯罪，也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影响这一价值判断的因素，在死刑存废之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我国《刑法》第62条：“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我国《刑法》第63条：“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
我国刑法因为只规定了法律上的减轻事由，对法定刑并未有复杂的修正，所以没有规定详细的刑罚加减例，只在第63条相对简单地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第1款)
张明楷教授根据国外刑法的情况所作的列举是：“结果加重犯、未遂、从犯、限定责任能力等都是内在于犯罪本身的加重、减轻事由；累犯、自首等则是存在于犯罪之外的加重、减轻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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