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在多伯特案发生前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测谎结论的可采性已经放松了。他们最常引用的两个案例是皮奇诺纳（Piccinonna）案和波沙度（Posado）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合众国诉皮斯诺纳案中，[33]法院认为测谎仪的结果在只有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才可以对弹劾或补强证言具有可采性：（1）必须就准备使用该证据通知对方；（2）必须给对方实施自己测试的机会；以及（3）该证据的可采性由补强和弹劾证据的普通规则来规制，比如补强证据只有在证人的诚实品性根据《联邦证据规则》608条受到抨击后才可被采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法院实际上是表达了对测谎结论所产生偏见性影响的深深担忧。本案基于特定案情采纳了测谎结论，但只是谨慎地限于作为补强证据和弹劾证据。在合众国诉波沙度案中，[34]法院判定，测谎仪的测试结果可以在特定刑事案件中采纳（这意味着，在民事案件中并不采纳测谎结论）。但该案与其他地方法院采纳测谎的判决一脉相承的是，它主要从保护被告人的角度出发，以测谎排除可能错误的定罪。也就是说，该法院也考虑到了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风险，将测谎结论的采纳限定在用来证明被告人无罪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当时更多的法院在审判中依旧排除测谎仪证据。例如，在合众国诉谢弗一案中，[35]联邦最高法院表达了对测谎仪普遍适用的怀疑态度，认为测谎仪测试的可靠性没有得到公认，适用不采纳测谎结果的规则本质上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在塞万提斯诉琼斯一案中，[36]法院指出：“鉴于测谎仪结果值得怀疑的不可靠性，伊利诺斯州法院创立了一个规则，即警察、大陪审团审判和法院在决定合理根据是否存在时不可以依据测谎结论。”在戈因斯诉安基隆一案中，[37]法院阐明，测谎仪结果在弗吉尼亚州不具有可采性，即使是为了弹劾目的。在金诉特里皮特案中，[38]上诉法院认为，拒绝排除未通过测谎仪测试的证人证言的裁定，以及排除以弹劾为目的的测谎结论的裁定，没有错误；在合众国诉贝纳维德斯中，[39]法院支持了对未约定的测谎结论的排除。——如果全面考察美国的判例，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州都完全不承认测谎结论的证据能力，只有少数州承认测谎结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并且在这些采用测谎结论的判例也是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当然，也有判例认为，双方在接受测谎前如果均同意测谎，则测谎结论可以为证据。但美国大多数州及联邦都规定，被告愿意测谎或拒绝测谎的事实，都不得成为证据。因为测谎结论并非可靠，而陪审员可能会过分迷信测谎，从而影响一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

　　上述案例表明，测谎结论在民事审判中的可采性问题，从来不是像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那么乐观，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法院在对待它时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迄今为止也未完全开放可采性的闸门。那么，对于中国的民事审判而言，所谓的“有限可采”规则可能更不适用。至少，在证据的可采性方面，我国民事审判不同于美国民事审判之处在于：我国不存在陪审团审，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都由法官决定，法官无法对陪审团作出“证据有限可采”的指示；我国的民事审判仍然强调法官的职权主义，法官对于证据的调查仍保留有积极主动的态度，甚至不放弃对证据的庭外核实；我国的当事人诉讼能力不高，对于证据规则的理解程度有限，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代理律师，因此当事人权利不一定能得到有效维护；我国的鉴定制度很不完善，也没有对鉴定结论的交叉询问程序，鉴定结论的检验与英美专家证人制度很不相同，测谎结论得不到充分的检验；程序法和证据法在我国并不发达，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不太重视程序性裁判，证据有限可采的裁判效果与在英美证据法中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民事诉讼中不存在正式的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则，法官认证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证据对于法官心证的影响程度很难被控制。凡此种种，构成了与英美证据法迥异的制度背景。“有限采用”规则看上去很美，却未必适用于中国民事诉讼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民事诉讼的证据调查不同于刑事诉讼，前者是法院直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证据的审查和判断直接由法官进行，后者却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参与处理刑事案件，证据需要经过控诉机关收集、查验后提起。由于测谎“只能检测出被测人员是否了解、以及了解多少正在调查的刑事案件，不能检测出被测人员是否实施了此案”，[40]测谎结论只能作为发现和查证其他证据的方法和线索，而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正因为此，最高检《批复》针对刑事案件规定了一种类似于“有限采用”的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可以帮助人民检察院审查、判断证据。它承认了测谎结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中作为寻找关键证据、寻找逃匿的犯罪分子以及确定（排除）犯罪嫌疑人方面的价值，但是并没有承认其证据资格。最高检《批复》的效力，使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不再以测谎结论为证据，也避免了法官以之为定案根据。一旦切断了测谎结论通往法庭的道路，其对于法官的直接影响就自然消除了。在民事审判中，由于不存在调查证据的控方，少了检察机关这道庭前的过滤程序，运用测谎都是法院主动使用，如果允许使用测谎结论帮助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显然会对法官的心证产生实质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看，在民事诉讼中，对测谎结论可采性的限制或许应该比刑事诉讼尤甚：既不能以测谎结论作为证据，也不宜借助测谎结论来审查、判断证据。

　　三、测谎结论对中国的民事审判的影响

　　本文对于测谎结论可采性的理论探讨，是在以下知识传统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是自然科学背景下测谎的技术原理和存在的问题，二是法学理论视野下对于测谎的评价和研究，三是法律实践层面中有关测谎的判例演变。笔者相信，对于测谎问题的一些共识可以使本文无需在测谎的技术原理等问题上费太多笔墨，而把主要的论述放在理论的拓展方面。通过对我国民事审判中测谎结论运用的现状考察，我们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而关于测谎结论可采性的理论又支持这样一个判断，即对于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正当性和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当然，如果要更为微观地验证该结论，除了考虑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差异之外，还需要考虑我国司法体制的现实情况——这是一片与孕育欧美诉讼文化相去甚远的土壤。那么，笔者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为何在中国民事诉讼中会大量出现需要测谎结论的呼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测谎结论在法官认证过程中究竟发挥着怎么样的作用？它对中国民事诉讼的审判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准确把握，应当建立在对中国民事诉讼审判实践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很幸运的是，在2007年夏天，笔者有了这样一次实证考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