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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工社会极力克服“地方性”*的努力相对，在上升为统一的、普适的行动模式之前，自生规则的常见形式——习惯往往具有浓重的“地方性知识”色彩：“没有立法者，也无须形诸文字，它象语言一样约定俗成，与时变化，且极具地方性特征”。[26] “地方性知识”最本质特征在于它特定于具体时空，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行动指引，不仅与个体拥有的个殊化的默会知识、甚至与异质化群体之间难以通约的“集体记忆”密不可分。这一形态的自生规则匹配于高情景交易，即“涉及的是丰富、具体和未编码的面对面交流的数据，其特点是复杂、多方面且微妙”；[27]对于并不分享同质化价值、生活模式的特定群体之外的成员来说，除非对模糊、弹性的“意会信息”进行专门的认知投资，或者沉淀了有助认知的关系成本（这里有一个悖论——这些本身就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来源），否则，由此类规则在自身得以生长的博弈群体内部和外部分布的不均衡性所决定，它不但难以履行降低不确定性的功能，反而是增加交易费用的重要之源。在这里，为哈耶克所着力强调的自生规则非目的依附的“普遍性”优势难以成立。
斯密定理指出，分工水平是由市场容量决定的；市场容量又是由分工引起的交易费用决定的。如果市场交易的效率非常低，内生交易费用加总后无法为分工带来的经济绩效提高抵消时，专业化程度就会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28]立基于“内外有别”引致的交易费用，“未编码和具体的信息所带来的传播限制会形成小规模参与者的市场格局”，[29]因此，“地方性”形态的自生规则适应的是哈耶克所说的“面对面社会”——其中“人们从事的生产和生活相对简单，群体中人们相对熟悉，做的工作也较为相似”， [30]不能保障分工社会必需的非人格化交易，以至于无法有效地扩大能够容纳深度分工的市场容量；而后者正是自斯密以来为无数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证明的、推动分工深化的决定性力量。
（三）自生规则并不必然构成一种帕累托效率状态
在进化博弈的视角看来，“参与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行动被惰性和简单模仿所驱使，受制于关于他人行动的基于经验的信念，而且，收敛于效率结果还依赖于无法解释的随机事件”。[31]因此，规则的自发演化有着多重均衡，“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虽然可以显著地减少重复博弈纳什均衡的数目”，但是按照大众定理，“剩下的均衡仍然会有不少”，[32]不能断定规则的自发演化必然会收敛于效率均衡点上。相反，从经验的维度考察，作为自生规则的常见形态，历史上“有很多功能紊乱的习惯”[33]：
一些习惯导致过度的“努力竞争支付”。在英国约克郡的小渔村，多年来村民们对于海岸漂流木材的产权确定遵守的是一种“先到先得”的习俗。但这种自发的规则安排并不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的选择——“因为，它诱使村民们竞相赶早奔去海边捡木材。而这种竞相赶到海边捡漂流木，会使村民有一种不必要的‘努力竞争支付’，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努力竞争支付’是一种‘额外净损失’”。[34]
一些习惯阻碍更有效率的新技术的扩散。60年代初印度农业部曾打算推广日本的稻米耕作技术，“但是南印度的一个村庄彻底拒绝接受这项改良，就连政府为栽培稻米而设法引进的高效廉价工具的努力也在该村庄遭到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所有者与佃农之间的收成固定分成习惯。在这一习惯下，“生产更多产品的佃户仍旧只能得到他从前所得到的那点固定收入”，而“土地所有者如果想榨取更多财富，那就会遭到佃户们的反抗”，因此，无论佃户还是土地所有者均没有发展生产的动力，“传统的劳动关系阻碍了进步”。[35]
可见，作为自生规则的典型形式，习俗、惯例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处，也不是象经济学家阿罗理解的那样会增进整个社群或社会的福利的帕累托改进。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一些明显是非帕累托效率甚至非纳什均衡的社会习惯如何得以形成，并能够历经漫长进化而存在？时间是不是一个足够充分的正当化基础？
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些低效率习惯的形成仅仅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一个习惯于在干旱时期大跳求雨舞的部落，在其成员了解了更多的气象知识后，肯定会放弃这种礼仪”；“当成员获得更好的医药信息后，一些部落肯定会放弃危险的青春期礼仪”；[36]而其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仅仅由于“一个社群或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惟恐被排斥而不敢破坏规范。排斥别人的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排斥那些破坏社会规范的人，他们自己就会被排斥或受到社会的指责”；[37]或者基于习惯的网络效应引发的转换成本，人们不愿意接受更有效率的新规则，宁可滞留在并不能改善其境况的既有习惯之中。
三、记忆机制缺位：对“自发演化”可行性的一个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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