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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从哈耶克的“自发演化论”开始

  其三,不同于对个体课以肯定义务以达致特定组织目的的外部规则,内部规则只是使得“在这些规则支配下的个人在行动中根据他与其他人的互动和他所‘默会’遵循的外部情势去划定他们自己的确获保障领域的边界”,本身“一般都不会把肯定性的义务强加给任何人”,“从而使个人能够视这种确获保障的领域为他自己所控制”,[11]以获得法治之下最大限度的自由。
  其四,内部规则是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产物,“在这种文化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被证明有助益于人们做出更有效努力的规则存续了下来,而那些被证明只有助于人们做出较为低效努力的规则则被其他的规则取代了或淘汰了”。[12]因此,相对于尚未经过时间检验的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总是更有效率的。
  经由内部规则的优势阐释,哈耶克的规则两分观开放出了一个否定性视角:对于确保自由的有序社会,外部规则总是不可欲的。进一步地,哈耶克对支撑外部规则的权力要素展现了高度的不信任,甚至将之视为社会秩序的异己之物,从而其把心目中理想的规则形成模式锁定在自生自发的演化路径上,形成了他的“自发中心主义”的立场——“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出于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相反,“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13]
  二、哈耶克之失:自生规则的“阿喀琉斯之踵”
  较之于权力中心以制定法为代表的规则供给,经由自发演化而成的“内部规则”是哈耶克视野下“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但是,倘若将自发进路及所生规则置入博弈论、文化人类学的透镜下,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并不总是可欲的,甚至并不总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在这里,哈耶克的分析框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它的失足之处。
  (一)规则自我生成的漫长演化过程难以适应社会情境的急剧变动
  不同于“人们会采取最优化行为”的标准经济学模型[14],也不同于古典博弈论的完全理性假设,参与人进入博弈时的认知状态是模糊、不确定的,他只是从前一期博弈行动组合对应的后果来决定后续的决策,“从长期经验中累积的知识来检测其行为的最优性”,[15]这是一种依赖于经验的持续性调适。经济学家配腾•杨以常见的交通惯例说明规则的自发演化。假设对于在道路上驾车没有先在的关于左侧或者右侧通行的法律或惯例,人们无意识地随机选择一种行动模式并付诸实施,直到他们发现遵循不同行动模式的其他人比自己更成功地避免了事故,他们才开始模仿更有效率的新策略。经过具有必要时间长度的实践后,这一“好策略”将会被普遍适用——它将成为一种惯例[16]。
  于是,参与者无法通过理性的演绎推理来设定与他人协调行动的周密规则,而只能不断地在无意识的观察、试错、模仿中随机选择行为模式进行互动,直至彼此协调适应。最后,在长期的试错中最具适应性的行为模式才能作为稳定的规则生存下来,而其他的行动策略就会被淘汰[17]。在这里,博弈必须要有足够的长度和稳定性,以便为只拥有有限理性的参与人借助时间维度的延展“磨”出协调彼此行动的规则提供可能。
  由于规则总是无意识的“自发”产物,需要长时间的经验重复,其发展必定是缓慢的,展现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式的渐进图景。相对于立法者集中供给的外生规则,自生规则的粘滞性就会产生一个基于时间维度的比较劣势:“如果经济或其他社会实践在迅速地改变,习惯(哈耶克视野下自生规则的最常见形态)就常常跟不上步伐并且成为进步的拖累”。[18]
  (二)自生规则的“地方性”无法有效满足分工社会交易匿名化、复杂化的要求
  按照经济学杨格定理,劳动分工将引致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是劳动者个体的专业水平;第二是不同专业的种类数;第三则是生成的迂回程度,后两者是“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19]当社会分工程度加深,产品的迂回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产品生产链条显著拉长,位于生产链条上的厂商的数量就越多,中间商品的数量和交易次数也越多。
  在显著提高专业化水平及其相应经济绩效的同时,分工也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分工引起的专业化是一个将劳动不断细分的过程,个体的信息广度随着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不断缩小,以至于在“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20]的现代工业社会,专业化已经成了重要的无知之源,甚至“在很大的人类知识领域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傻瓜”。[21]在分工引起的“横向不确定”[22]与交易日趋复杂的合力下,自利的市场主体可以方便地“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希望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23]导致分工的内生交易风险成倍放大。因此,在一个紧密依赖的庞大分工网络中,必须有统一、清晰、可以准确预期的抽象规则体系作为结构性支撑,即“秩序越复杂,个人分立行动的范围也就愈大,进而相应的协调和调整亦就愈加依赖于一般而且抽象的规则而非具体的命令”。[24]它们必须有意识地筛去细节,不考虑边际的扰动和变化,甚至将无限连续的现象人为地一分为二,以借助行动模式的均一、普适化将需协调人数剧增引发的交易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否则,基于分工网络内含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只要有一环出了交易问题,整个网络就有瘫痪的可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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