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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为了避免滑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境地，哈耶克把规则的生成视为一个无意识、无计划的自然选择式的演化进程，力图将权力要素与规则形成的过程拉开足够的距离。然而，如果对规则的生成进行谱系学的追踪，就不难发现，国家既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84]其可以凭借立基于强制力合法垄断的比较优势，克服由于交易费用过高引致的规则“自生失灵”，以制定法的形式推动社会的极大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诺思可以说“制度（规则）的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
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由于规则自生的缓慢性和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的复杂背景下，如果缺乏必要的理性化、抽象化，自发演化的规则生成路径并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应对；另一方面，在信息、权力、以及机会三要件的制约下，现代工商社会难以成就由“交织紧密”之群体网络绵延开来的、可供偶然出现之行动策略得以反复重现的记忆空间，交易日趋繁复的现代工商社会本身就无法提供规则自生的理想土壤。
导源于对权力的极度警惕，哈耶克的论证理路设定了自发演化相对于外力建构规则的优先权。然而这一选择性亲和力支配下的自生过程只能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而非规则发展之本真。规则的生成复杂多元，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要素纠缠交结，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繁复画卷，无法清晰地标画出单一的线性轨迹。在当下中国社会情境急剧变动、分工深度推进且无意识的自发力量难以成就“无需法律（国家制定法）的秩序”的约束性条件下，与其不切实际地追求谦抑、放逐权力的内生路径，毋宁直面分工社会里规则生成的现实样态，充分发挥以国家为代表的权力中心的比较优势，以宪政“元规则”为约束推进诸要素的良性互动。毕竟，在权力已经成为规则供给无法绕过的内生变量之时，作为一种霍布斯的“必要的‘恶’”，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就）是社会博弈的基本规则[85]。
【注释】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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