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损害结果是否具有不可恢复原状的特性，是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撤销内容的惯例（有些已经上升为法律规定）之一。台湾地区的
行政诉讼法规定，“本法第
六条第一项后段所谓‘已执行完毕’之行政处分之适用范围，应以行政处分执行完毕，且无回复原状可能之情形为限。”[6] （其中“本法第六条第一项后段”是指对行政处分行为确认为违法的规定） 而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条第一项第二句、第三句乃特别规定，法院于此种撤销诉讼有理由，而系争行政处分已执行完毕但有回复原状之可能时，除撤销原处分及诉愿决定外，并得依当事人申请，判命行政机关为回复原状之处置……”[7]
二、情形二：“信赖利益值得保护”
按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无论是哪种行政行为，即便是授益行政行为，只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构成行政违法，且具备可撤销的内容，有权机关都可以随时撤销。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授益处分的撤销，在台湾地区早期实务向来是通行无阻，可说不受任何限制，既无须法律的明文授权，亦不受信赖保护原则的制肘。”[8] 但随着法治国家的兴起，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观念的逐渐加深，在行政法治发展程度比较先进的国家，这种认识和做法逐渐被历史的潮流所湮没。在德国，尽管传统的做法是“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一般可以随时撤销……”，但“大约在50年代中期，司法发生根本转变，抛弃了传统法律观念，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大大限制了授益行政行为的可撤销性。”[9] 作为“近数十年来所发展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台湾著名行政法学者陈新民语）的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程度不等的运用。在德国，信赖保护原则不仅是其行政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已成为其
宪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法国、英国、美国，信赖保护原则在其行政法中虽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其行政法的许多具体规则则较好地体现和运用了这一原则；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已立法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台湾于1999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确立了违法行为的无效、撤销及信赖保护等概念）。 而我国大陆的立法实践和司法活动对信赖保护原则的应用却相对很落后，突出体现在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上和对第三人重大利益的保护上（下文将详细论证）。无怪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者都在疾呼中国应加强对信赖保护原则及违法行为的废止、无效和撤销等理论问题研究，并加快立法的步伐。[10] 可喜的是，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69条第四款规定：“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赔偿……”。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是我国行政法律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