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瑞德、费正清：《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章。See also Xin Ren, Tradition of the Law and Law of the Tradition: Law, Stat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a, Greenwood Press, 1997, p. 41.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周礼·族师》。这是周代的村社互助制度的最早记载。进一步，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指出，“族师之职，周公所礼制，使民相共勅之法”。龚自珍认为后世的保甲制度和井田制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参见《保甲正名》（《龚自珍全集》（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6－97页。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0页。
沈家本对此进行了考证，包括“夷三族”、“族”、“缘坐”、“连坐”、“保任”等。参见沈家本《历代
刑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71―90页。
《魏书·志第十六·
刑法志》，《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以及《汉书·
刑法志》。沈家本也持有此种观点，见前引《清史稿·卷一四三·志第一一八·
刑法志二》。
《魏书·卷一一四·志第二○·释老志》。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不过有学者考证，两汉时候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参见马新《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东岳论丛》1996年第5期。
《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四》。
韩秀桃：《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参见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反思与展望（中）》，《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1906年，“谕令淩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悉宽免。其刺字等项，亦概行革除。旨下，中外称颂焉”。参见《清史稿·卷一四三·志第一一八·
刑法志二》。
参见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
张维迎：《经济学家看法律、历史与文化》，载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
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打印稿，2002年。
参见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5页。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2—14页。
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See Tom R. Tyle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1—70.
参见《商君书·开塞第七》；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第58页。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6—147.
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4－26页。
资料来源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其中官员数据来源于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2页；人口数据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页；其中宋朝官员数据进行了校正，依据为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778～779页；宋朝人口数据校正依据为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6页。
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See 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pp777—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