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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的连带，需要考虑行为的可验证性和可观测性，同时需要考虑事前和事后的行为变化。在官员的举荐中，这两个问题制约着追究推荐人的责任。第一，品德常常有明确的下限，比如不贪污、不受贿，但能力则很难判断，故举荐人提供的信息，品德方面的容易衡量，但被荐举人的能力不足，则很难追究荐举人。宋朝的时候，法律要求在官员的委任状上署具举荐人的名字，如果“他日不如举状，则连坐之”，但到了金朝，就明确地规定，被举荐人犯了贪污罪，举荐人才应当承担责任。从担保能力到担保品德，这显然是法律的完善。第二个问题是，被举荐人会产生隐蔽行动（逆向选择）问题。其行为和偏好可能发生变化，在没有做官时候，品德很好，但做了官之后品德发生了变化，这无疑会导致被举荐人被无辜牵连。金朝规定举荐人三年之内承担连带责任，就是一种限制。清朝的做法更为明确。推荐的官员，无论有功还是有过，举荐人都应当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被荐举的人，“砥行于厥初，改节于末路”，允许推荐人的随时检举，检举之后免除连带责任[50]。
当然，官员之间的连带责任，也造成了“官官相护，上下勾结”的官场风气和“裙带关系”。既然是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出现问题，势必隐瞒信息。公元632年，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51]，君主由于信息受到限制，只能依赖于下级官员，而连带责任必然会造成这种结果。
五、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
给定信息结构，法律对个人行为的激励是通过惩罚的力度和范围来达到的。就个体而言，惩罚越重，威慑力越大。但施加于个体的惩罚总是有边界的，在现代法上，死亡是刑罚的上限，是最强有力的惩罚。如果最残酷的死刑仍然达不到威慑的目的，进一步能做的事情就是扩大处罚的范围，也就是除了行为主体本人外，将处罚也施加于与其有关的其他人，如父母、子女、亲戚朋友等。这里的逻辑是，这些“其他人”的福利进入行为主体本人的效用函数，从而让他人为自己受过可以达到“累其心”、“不敢犯”的目的。当然，随血缘关系由近至远，这些人的福利在行为主体本人的效用函数中的权数由大逐步变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但即使自己不怕死的人，也可能害怕父母和子女的死。因此，家族连带可以使惩罚起到更大的激励效果。我们把家族连带称为“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以区别与基于信息和行为的连带责任，尽管如后面所言，家族连带也可能有基于信息的考虑——至少在客观上有监督的功能[52]。
家族连带最典型体现是所谓的“夷三族”，又称之为“族诛”。在大多数情况下，连坐指的就是家族之间的刑事连带。显然，家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群体，而家族之间的身份关系，则非常容易界定亲疏。礼作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对不同的亲疏远近、以自己为中心的伦理圈子做了明确的区分。早有许多学者指出，“伦”本身就是“水波”的意思，表示与己身亲密程度的远近[53]。中国古代所谓的“五服”，都有明确的表示，现代法上称之为“亲等关系”。
和基于信息的连带——保甲制度不同，族诛的目的不在于事后获得信息，而在于事前的预防。同样，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制度的目的在于违法行为的事后发现；而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制度，侧重点是违法行为的事前预防。这两种制度的不同，并没有被早期法家认识清楚。商鞅变法，对基于地域的集体性惩罚和基于家族的集体性惩罚没有做出区分。或者说，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将两者等同，从而导致基于信息的连带反而变成“负面激励”。这种激励上的“不相容”在陈胜吴广起义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基于信息和基于效用的激励，各自要求不同。这在后世的朝代中逐步得到分化，即保甲制度和家族连坐制度。古代帝国的统治者对待连带责任的应用，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也是连带责任的分化的过程。
保甲和连坐的分离，也是和技术能力相关的。在早期社会，居民的活动能力较小，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家族比邻而居，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往往是融合的。这时候，亲属和邻里往往是一致的，因此，连坐和保甲并未产生分离。编户齐民、连坐和保甲等制度，甚至早期的井田制度等是合而为一的。而在帝国的后期，人口的居住地域和血缘关系逐步分离，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信息）等带来了聚居地血缘关系的淡化，这些制度逐步相互分离出来。
儒家思想强调安定的、内敛的等级秩序。古代中国允许“亲亲相隐”，这构成了儒家法律的极大特色。然而，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很有趣的一点是亲属相为容隐及干名犯义的法律，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的大罪是不适用的”[54]。国家允许家族内的“亲亲相隐”，和保甲制度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当保甲制度对信息的获取、发现和检举能力扩展之后，就可以对家族内的隐瞒罪行做出让步。但严重的犯罪，则通过家族连坐来克服超出了死刑的界限之后的犯罪成本限制。连坐，提高了刑罚的上限，从而威慑潜在的犯罪者在犯罪行为面前止步。国家和罪犯的这种重复博弈中，承诺的可信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连坐制度要求惩罚的刚性，即不可赦免[55]，否则就会降低国家的“承诺”可信度。不仅如此，尽管对年老之人、怀孕妇女、小孩子在大多数朝代中都是免刑或者减刑的，但是连坐恰恰不能如此。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允许“存留养亲”的国家会出于“残暴”而“灭人全家”，显然，这种杀人必然是考虑到效率原则的，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并且为了保证法令的事前威慑效率，事后必须执行。在大多数朝代中，都是“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由此，连坐的惩罚刚性特点，给人一种“残暴”的印象[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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