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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怎么定义理性，人们都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上我们并不总是理性的――哪怕只是修正了的“有限理性”。从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理性不是惟一左右我们行为的因素，习惯和激情都会起作用，――有时习惯或激情甚至是惟一起作用的东西。
认真检视一下，以是否存在目的－手段计算这种所谓的“理性”来看，人类行为至少存在三类不同的表现，一类是本能反应（如果也将它们算成“行为”的话）和近乎本能反应的习惯。还有一类则并不针对特定目的或需要，只是对一般规范尤其是道德规范的遵循。如以礼待人的行为。最后一类才是为达到某些特定目的，而采取的作为手段的行为。如果说在最后一类理性行为中，问题在于“如何使我的效用最大化”的话，那么在第二类行为中，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什么行为对我而言是适当的”？ 所以，只有最后一类行为需要理性地计算目的－手段之可行性和适当性。第二类却根本不存在具体的可供计算的目的，在实际的心理过程中也不出现计算活动。第一类就更不用说了。
经济学内部对于理性假定的反思也已开始。这一反思基于这样的认识：经济学传统的理性假定忽略了人作为社会人，具有相互依赖性 。这种相互依赖性规定了理性人从来不是在单独作决策，而是在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情境中进行决策；所以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赖于他对其他人决策的猜测 。也就是说，个体决策的基础建立于共享知识上面的。正是这种共享知识使得个体对他人的猜测有了可能。这种共享知识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被称为“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哈耶克看来叫做“传统” （理性只能是从传统中习得的理性），在汪丁丁看来，叫做“知识结构”。 ――这些认识意味了，“理性”本身不能单纯按“个人”的特征来定义，还要看到其社会性。
（三）真实性不相关？
关于经济人假设真实性的上述批评，回应的理论多种多样。其中一种说法称得上釜底抽薪，即：对于经济人假设来说，真实性根本是个不相关的问题。当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从根本上说，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惟一检验则在于其结论的适用性”， 含义正在于此。
要理解这种说法，需要了解所谓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波普的证伪学说有密切关系。持此观点的人认为，所有理论都建立在假说基础上，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能证明假说不正确；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测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测不符合事实，那么假设就遭到反对；如果它的预言符合事实，那么它就被接受。
按这种观点，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虚构的模型，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一个工具，其真实性与其作为工具是否合用并不相关。他们喜欢用生物学上物竞天择为例。如果最初有两类生物，一类由于愚蠢或无论其他什么原因，总是浪费自己的食物和精力；另一类却总是无意识地按精打细算的经济人模式行为。那么千百年以后，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浪费的生物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因为无法适应生存竞争而消失了。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天”或上帝的选择，也可以假设他们没有理性。这两种假设都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只要这些假设在预测什么样的生物会存留下来时，是有效的，我们就可以不管这种假设是否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理解的经济人假设，其自利、理性和最大化都并不关心个人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不认为每个人都在有意识地计算他每一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理性不再是对个体自身而言的主观的有限的理性，而是一种外在观察到的理性：这样，人类的理性行为与动物的条件反射行为是没有区别的――只要在外在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行为相对于行为者本身是有利的，行为者自己是不是意识到这种“有利”是不相关的。“个人行为都好象他们在理性地寻求使他们所期望的收益最大化……并且有使这种企图成功所需要的资料的足够的知识”。
这种回应很有说服力，但仍然有棘手的问题未解决，其中之一是这样的解释允许将人当作可用有利不利按钮来控制的“机器”。这与强调个人主体地位、自由选择意志的西方现代理念根本冲突，从而与个人主义方法论将个人作为理论探讨当然起点这一假设也有潜在的根本冲突。
另外，这样的回应导致不可证伪的问题。既然物竞天择，那么存在即合理。想象不出什么样的事实才可以证明基于经济人假设之上的理论是不成立的。明显的自相矛盾的事例都不能成为这种理论的否证事例，因为这种貌似客观的理论仍然与主观的偏好结合在一起：既然偏好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那么任何行为都可以作为经济人假设的结果出现，各式各样的行为彼此的不同都可以归结到个人偏好不同，而不是经济人假设出了问题。总之，将经济人假设作工具主义解释，使得最大化假设成为逻辑上不可证伪的，——从而，根据波普尔以来盛行的观点，不值得认真对待 。
这里关键在于，工具主义方法论由预言来检验理论这一前提本身是有问题的。预言准确与否并不是一个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适当检验：由于社会生活中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当预言准确时，有可能是因为其他未知因素加入而不是理论假设的因素作用的结果；当预言失败时，同样可能是因为有没被发现的干扰存在。而且，基于事实与价值、事实与理论相区分的检验本身，就是有疑问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负载理论，所有的理论都负载价值”。 。
（四）多面的人
实际上，无需借助上述经济学的理论和术语，只要参照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就可以指出经济人的假设使得经济学家们忽略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如道德伦理、意识形态以及习惯习俗等的作用。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对社会行为的分类中找到支持：韦伯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类，即目的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感情支配行为和依传统行事的行为 。只有目的理性行为才符合经济人假定。
所以，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将政治人仅仅当作“经济人”，而应该同时将他当作“道德人”。以囚徒困境（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服从个体理性――他们找不到信任的理由，最终他们选择对双方都最不利的“不合作”策略）为例：如果个人根本不是象经济人所假定的那样，在计算权衡中只把个人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具有一定程度自我奉献和公益精神的道德人，他们采取合作和信任行为就有了基础，而一旦个人与个人之间开始合作，囚徒困境就消失了。所谓集体行动中“搭便车”问题(free riding 指理性的个人出于尽量不花费或少花成本地享受集体的福利的动机，会尽量逃避为集体的利益效力)也可以同样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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