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于物权滥用的补救之道
自治法建立于对人民自治能力的信任上，法院只在交易过程明显不公平的情形 因声请而介入（台湾民法第七十四条，大陆
民法通则第
五十九条）。对实质交易内容有不公平的情形，也只在大量使用的定型化契约（格式条款合同），设有若干衡平的规定（台湾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之一，大陆
合同法第
三十九至
四十一条）。但物权的滥用并不罕见，特别是在银行和借贷者之间，过去台湾最常见的剥削行为，就是银行利用借贷者的无知而就一次的借贷设定最高限额抵押，或在限额的计算上搞花样（如「本金最高限额」）。这使得立法者面临管或不管的两难。台湾物权编修正草案已明文规定利息应计入限额（第八百八十一条之一），且为避免假债权加害其它债权人，采日本立法例，排除不设范围的最高额抵押（第八百八十一条之一），而非如德国民法开放设定（第一一九零条）。大陆物权法草案也走相同的方向（第三百三十九、三百四十四条）。而且台湾民法从一开始就规定了绝押和流质条款的禁止（第八百七十三、八百九十三条），大陆物权法草案亦同（第三百二十二、三百六十二条）。立法者显然希望对可能发生的物权滥用加以节制，问题是，如果银行和借贷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结构，或在金融市场未开放的情形，民法能预防到什么程度，对于其它交易的不公平，为什么又听由自治？抵押和质禁止订定流抵条款，为什么又保留中国传统的典当－逾期不赎，即作绝卖，其间难道没有评价上的矛盾？
所以笔者基本上还是倾向于维持自治法的「纯净性」，把特定市场结构的问题，交给市场管理机关，事实上，台湾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对存在于金融业的诸多不公平交易方式，即曾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条采取多项行政措施加以导正，效果不差。用自治法处理结构性问题，永远是捉襟见肘，有时反而破坏了自治法内部的体系性，得不偿失。
（四）避免所有权概念走向异化
台湾近年的民事立法，有从小混合走向大混合的趋势，也就是从欧陆法系各国法制的混合，走向引进英美法系的个别制度，动产担保交易法和
信托法就是最好的两个例子。从交易的统计数字来看，不能说这些制度没有作用，动产抵押和附条件买卖每年仍有相当多笔交易的登记，只是成效并未如预期之高。正如当初的混合立法，跨法系的继受同样没有理由受到排斥，只是因为体系的异质性，立法时必须更加审慎，应该尽量选择与体系兼容的规范，或至少朝这个方向修正。英美法没有一个相当于大陆法的所有权概念，这恐怕是混合时最不能忽视的一点。附条件买卖和信托占有实际上都承认了一种担保权化的所有权，把原来属于概括性的权利转变为定限性质的权利，原来一物只能有一权的所有权，变成可以并存于一物的两种不同所有权，对物权体系造成甚大冲击，自不待言。所谓附条件买卖，用原来民法的观念来说，其实是所有权移转的物权行为附条件，买卖并未附条件，因此如果把此制朝「所有权保留」（Eigentumsvorbehalt）去设计，而对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或出租人（在融资性租赁的情形），明文限制其处分权，应该会大大降低对民法体系的冲击。台湾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作比较精致的处理，多少影响了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引进英美信托的同时，也没有对大陆法系中具有类似功能的债权和物权制度做过充分考量，相当可惜。
（五）从原因行为加强防险设计
不动产交易的争议在台湾可说层出不穷，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细究其原因，和采取独立而无因原则应该没有关系，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最早的买卖行为，由于民法过于放任，并未因标的昂贵而有特别要求，以致到履行阶段迭起争议。民法第七百六十条的要式规定，实务与多数学说都认为指的是物权行为，遂形成对买卖随便，对履行的物权行为反而慎重其事的矛盾。此次债编修正，已参考德、瑞民法在通则部分针对不动产交易增设做成公证书的要件，而物权编修正草案则删除了物权行为需以书面为之的规定。公证制度对于交易纠纷的防止有多少功能，或者只是徒然增加交易成本，还有待观察，但大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大陆物权法草案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原因行为应采取书面形式，而非后面的物权行为，比起强制公证固然是简略了一些，但肯定会有相当的防险功能，如果再能配合非强制的公证，或许就够了。
（六）强化共有人自治简化分割
台湾地狭人稠，土地共有的情形非常普遍，因此分管或分割引起的纠纷，也成了一大讼源。民法原来的设计，非常不利于分管，而分割则十分方便，但碰到当事人情感上不愿分割，共有人间又无法达成分管协议时，共有土地往往就虚耗于低度的利用，甚至长年闲置。分割的协议也不易达成，因此最后多只有诉诸公堂，由法院为裁判分割。但民法规定的分割方法未必能令当事人满意，诉讼又每每拖延经年，招致不小的民怨。这次修正基本上朝向强化分管，并增加更多分割方法的选择。分管的强化，一方面是降低一般管理决定的门槛，从合议决变成双多数决，即应有部分（应有份额）和人数的过半，或应有部分超过三分之二；另一方面使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声请而裁定管理办法。笔者赞成降低门槛，但对于增设法院裁判的修改则有相当大的保留，因为如果多数决都无法产生，即表示共有人自治遇到了很难克服的障碍，此时法院介入要能令各方满意，机会必然不大。可能反而促使共有人走向分割，分管裁判岂非徒劳一场？分割选择的增加，也只会使法官在共有人各有所图的情况下反而左右为难，实不如简化为变价平均分配一种方式，来得简便。如果多数共有人不同意此一分割方式，必努力达成协议，可能更符合自治意旨。大陆物权法草案在一般的分管上采合意决（第一百七十九条），法院分割也有三种方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与台湾民法相似，至少就不动产而言，台湾的负面经验值得留意，但是否应朝强化分管、简化分割的方向调整，如笔者所建议，或许还有待大陆同道再做更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