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篇重要论文可知，对于物权交易究应采取什么原则，物权的变动，是否应要求在原因行为之外另有一独立的物权行为，而这个物权行为是否在效力上也独立于原因行为（无因）？公示原则所要求的交付（动产）和登记（不动产），又如何与以上各原则配套？大陆民法学界曾有相当热烈的讨论 [10]。而关键则在于，物权法到底该追求概念体系的完整，还是反映中国社会的特色。物权法草案虽没有提出斩钉截铁的答案，但方向倒也相当清楚了。第六条规定：「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不动产物权，不经登记者无效。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船舶、飞行器和汽车的物权，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其它动产物权，经交付生效」，第七条则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之时生效。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两相对照，除了分离原则，已经没有再做其它解释的空间。因为第六条所称的「法律行为」，若非独立的物权行为，而是与第七条所称的原因行为同一的行为，两条即会产生无法化解的矛盾 [11]。这个法律行为是「处分」性质的法律行为，不同于原因行为仅以「负担」为其内容，也可以从第三十五条有关「预告登记」的规定看出来，预告登记是一种例外使负担行为所生债权产生「对世」效力的制度，这一条很清楚的表明，预告登记的债务人尚未处分其物权，所以要藉登记来排除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处分」（第二款）。比较不清楚的是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动产物权出让之前，受让人已经占有该项动产的，物权的移转自合同生效时生效」，合同指的到底是原因行为，还是独立的动产物权让与行为？文理上自以前说较优 [12]，但若采前说，又对第六条的独立原则全无必要的开了一个例外，或许在文字上可以再作调整 [13]。至于独立的物权行为在效力上是否受到原因行为影响，则和多数民法一样，未作规定，似乎有意留待学说与实务去决定。
物权法到底该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中国的特色，响应大陆社会的特殊需求？或者这里其实只是技术优劣的选择，犹如要不要选择容量比较大的、升级的计算机？在笔者看来，答案十分清楚，这里完全不涉及人民的价值判断或法律感情问题，所谓一般人民无法理解物权行为，从自治法的角度来看，是全然不相干的顾虑。人民何尝又何须理解「要约」与「承诺」的意义，「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分？重点在于法官能不能正确理解，且把物权行为独立出来，是否有助于复杂案件的处理。如果我们以抽象度的高低，也就是处理社会事务「复杂度」的高低，以及规范的体系性，也就是一致性来作判准，独立而无因的物权行为无疑是较佳的选择。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是把法律行为区隔成负担和处分两种类型后，必然的结果。
合同法对这个更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十分清楚的决定。这可以从每个合同的定义看出来，如第一百三十条的买卖，并不强调是一种「约定」，因此解释上该合同似乎也涵盖了嗣后财产权的「移转」，也就是说，双方合意的内容混合了负担和处分。再从
合同法虽接纳了「处分」的概念，但第
五十一条又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里的合同到底何所指，并不清楚。惟与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对照来看，合同指的应该就是债权合同，足见
合同法的立法者有意把负担和处分结合成一个法律行为。果真如此，对于交易复杂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无可避免的会造成相当的障碍。比如未来物的买卖（房屋预售），或进口商对尚未买进商品的转卖，依第五十一条都将处于「效力未定」的状态。相对的，依物权法草案第七条和第三十五条的分离原则，则可以完全适应这类工商社会大量存在的交易。至于日常所见的现物买卖，虽较不受物权行为独立与否的影响，但也不应构成分离原则的「缺点」，把日常生活中的「一笔交易」在法律上拆解为「三个行为」，并不会如反对者所指摘的，造成人民对法律的疏离，如前所述，自治法该问的是，这种观念上的拆解，对于争议的解决是否较有帮助？只要法官正确理解，而能做出更公平的裁判，精致就不能说是缺点。事实上把日常生活中的现物买卖，通过解释拆解成三个行为，可使法官视个案而适用
合同法上的瑕疵担保规定（第
一百五十五条），或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规定（草案第一百四十五条），结果一定比不拆解更公平，也就更容易为人民接受。这和独立原则是不是带有浓厚的日耳曼色彩，一点关系都没有。
抽象度和体系性高的自治法，可以用在复杂的工商社会，也可以用在仍处于自然经济的社会，这就是它的超越性。自治法的地域性，立法上只能反映于规范原则背后价值观的些微差异，和交易类型－
合同法上的典型合同及物权法上的限制物权－的选择。各国社会、经济的特色，自然会展现于自治的「结果」上，而无须刻意在自治的「规范」上去凸显。就像篮球运动，中国球员自然会打出中国的球风，有必要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篮球规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