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治法的体系性与经济性
如果同意物权法是自治法，则如何把物权法和先前的自治法，包括
民法通则、
合同法乃至
担保法，整合成一个体系，即非常重要。十四年前制定的
民法通则，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总则，里面有
合同法的原则性规定，也有物权法的重要规定，分别都被后二法「覆盖」，因此仅仅梳理重复规定的工作，已经不宜拖延。
合同法和物权法的配套，更是体系化的关键。大家都知道，民事财产法必须用这两条腿来走路，最常见的说明是，「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归属关系的法律，债权法是规范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 [14]。但如果深入一点看，两者的关系其实早已到了「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境界，在现实的交易世界，流转和归属本来就不停止的变化，因此规范之间如果出现任何漏洞、矛盾，都会造成严重的交易障碍，立法者不能把
合同法和物权法当成各自独立的两大块去处理，实不待言。前面提到有关出卖他人之物，
合同法和物权法草案之间有明显不同的判断，就是一个例子。依笔者的整理，债权法和物权法的互动，至少有以下四种形态：
（一）选择－转换
这是从经济功能的角度来看，当人民为了达到一定经济目的时，常常可以选择建立（进入）债权关系或物权关系，各有不同的利益、成本和风险，由人民依不同情况自己作成决定。最典型的就是继续性的债权关系和用益物权关系，所有的用益物权关系都可以用租赁或类似关系来替代，担保物权则可以用保证或类似关系来替代，对当事人而言，物权订定成本较高，也不够隐密，但权利明确且风险较低，后者的优缺点则反过来。也因为可替代性高，碰到法律关系起争议的时候，法院可以探求真意及客观事实而以解释转换，比用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的制度来处理「无」法律关系的状态，对双方当事人都较有利。物权法草案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物权的设定虽然无效，但该行为符合其它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的，许可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就是十分妥善的规定，并不违反自治法的精神。由于受到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用益物权种类有限，内容又不得任意增减，因此由双方当事人重叠设定物权和债权关系，以债的约定来补充物权关系的不足，比如约定供用地人负一定作为义务，或限制物权的行使范围，比如约定基地使用人建筑的高度，也很可以想象。足见选择不表示互斥，两种关系也可以并存。
（二）原因－结果
债权关系可能成为物权变动的原因，已如前述，其实反过来，立法者也会以一定的物权关系为发生债权关系的原因。前者最典型的就是买卖、互易、赠与这类以促成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因为有了债权关系，才有后面变动物权的行为。原因行为若无效或被撤销，是否连带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有待未来确定。如果采无因原则，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则其移转将因原因消灭而成为不当利益，原所有人得请求返还所有权（
民法通则第
九十二条）。后者可以所有权与占有处于分离状态时，为保护善意占有人，而特别规定的债权关系为例。物权法草案第四百二十四、四百二十五条减轻善意占有人对所有人的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第
一百一十七条），第
四百二十六条则使善意占有人取得比无因管理人还有利的求偿地位（
民法通则第
九十三条），这些都是规定在物权法草案的特别债的发生原因。由此可知，不论从
合同法的债权关系，促成物权法上的物权行为，或从物权法上的物权关系，发生特殊的债的关系，都可能回到
民法通则的规定，这三法可说同气连枝，而以
民法通则有关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等法定之债规定之简略，很可能使财产法的运作到了这里就碰到瓶颈。因此如果民法的法典化还需相当时日，可能有必要先修改
民法通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