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及至《民法总论》，梁先生在体系上比前书有所调整：将《民法总则讲要》的第3、5、1、2、6章降格为节，置于《民法总论》第1章“导论”之下；将《民法总则讲要》的第7章“民法的适用”分拆为“适用、解释”，并在前面添加“民法之效力”’合为《民法总论》的第10章殿后；将《民法总则讲要》的第9章“民事法律关系”改为《民法总论》的第2章，更细化为6节，即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能力、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其中民事权利、民事义务两节，系将《民法总则讲要》的第8章纳入进来，拆解而成，新增加了“民事能力”和“民事责任”两节；将《民法总则讲要》第9章中有关“物”的部分单列出去，另成为《民法总论》的第3章。《民法总则讲要》的其他各章在《民法总论》里顺序仍旧。
对于这样的改动，徐文认为是“增加了物的一章取代《民法》一书中关于各种民事权利的诸章”。这种说法既没有找对参照系，又无什么可比性。盖《民法》一书是依照
民法通则的体系，串讲下来，而《民法总论》乃专论总则部分，主题既不同，内容当有异，章节安排上势必有所区别，理所当然。不过把“物”独立成章置于民事主体前，从形式上的确容易使人感到“物的地位渐次提高”。但以我的推测，主要是因为梁先生将《民法总则讲要》中关于“民事法律关系”章中的内容细化后，总论中宜概论一下权利、义务、责任，以便与专门论述某一类权利的有关分论的各书相照应。按德国法系立法例，主客体既各独立；物当然要独立成章。加之此前的民法教材中对物的论述颇为简略，时有错误(如把特定物与种类物的区分，和不代替物与代替物的区分相混同)，因此在《民法总论》中予以廓清，更有必要。惟在《讲要》一书中“物”原来位于“民事法律关系”章最后部分，现在为了把“物”独立成章，只须紧接“民事法律关系”章，加上标题，稍作位移即成。或者因为梁先生认为物是无意志性，最为简单，按由简入繁的进路，故先于主体而作处理。此或不无道理，然究非正解。但梁先生之初衷并不在于抬高物之地位，这一点自其思想脉络以观，殆可断言。甚或正是由于没有把物太当回事，才顺手处理成目前这样。而徐先生抓住这一点，力以辟之，原本是极正确的。但由此出发，未经细密的考证，便过分拔高、上升到民法的哲学基础的层面，徐先生恐怕是以己度人了吧?
第二，徐文中批评
民法通则是“物头人身”。所谓“物头”，徐文指
民法通则第
2条规定民法调整对象时，财产关系在人身关系前，是“物法前置主义”。所谓“人身”，徐文指
民法通则在章的层次安排上，其基本结构是主体一主客关系一客体，是“人法前置主义”。于是物头、人身发生矛盾，结果是“阐述顺序”不顾“定义”自我展开。对此我不能完全同意。
其实，各国基本上都不在民法典中对“民法”作定义性规定，盖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原则：“在法律上，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In jure omnis definitio periculosa est)。当然，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根据具体情况，法律有时仍有必要对某些概念作出定义性的规定。我国《
民法通则》第
2条即属这种例外情形。从历史背景来看，这种例外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我国民法学界受前苏联民法的影响，但又不满于这种影响。经1961年12月8日法律批准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中规定：“苏维埃民事立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91]那么什么样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有关，什么样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无关，其标准并不明确。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能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在对中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是以经济法为主导，还是以民法为主导，当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以致于不得不有个立法上的解决。这是第2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在王汉斌同志所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92]《
民法通则》第
2条不仅将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性”予以揭示，更重要的是在立法层面上为学派之争划上了句号，成为民法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坚实的法律根据。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将“财产关系”予以突出，何以使立法者相信民法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强国富民”、保障外国投资者在华利益有着巨大作用?至于“人身关系”(尽管历经十年浩劫对人的摧残后，人们痛定思痛，对此非常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搭便车”而进入《
民法通则》的，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当然，对历史背景的回顾，并不足以证明《
民法通则》第
2条注重“财产关系”的正当性。从法典化国家民法的内容来看，民法上的问题，以来自财产关系者居多，为了因应这一实际现象，各国民法之规定也偏重于财产法。从采总则编规定法律行为的民法而言，其法律行为之规定适用于财产行为而未必适用于身份行为，即可见其端倪。民法偏重于(而不是专注于)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复又接纳私法自治原则。此亦一无可奈何之事。
再者，民法的调整手段本为规范财产关系而打造，也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法向外扩张的势头。民法的武器库里的武器主要是损害赔偿和预防措施。[93]我国《
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其中的一些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归之于所有权、人身权上的请求权(或占有之保护措施)中，不是从责任的角度而是从权利的角度立论。此类请求权之成立，本为维护绝对权的完整性而存在，故从权利的角度立论，既无须侵害者有可归责性，也无须受害者有损害之发生。如此，始合于请求权存在之目的，又利于强化对绝对权之保护。而且从权利的角度立论，将请求权之行使让诸权利人自由决定，以贯彻私法自治之理念。
民法上的损害赔偿则包括自然回复(或称恢复原状)和替代补偿(金钱赔偿)两种方法。[94]在一般国家，民法上所称之民事责任即指损害赔偿责任。[95]“责任者，当为裁判确定后，对义务人财产上之执行。因此，义务与责任之对象迥然不同。负担履行或损害赔偿给付义务者，为义务人，其人。而负责任者，则为义务人之财产，其物。责任不及于义务人，而只及于财产”。[96]由于自然回复的方法无以用来保护人格方面的利益，实际上金钱赔偿作为替代补偿，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正因为此，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是法律上主要的补救手段。狄更斯说到英国人时写道：“崇拜他们的法律，这些法律把正义的永恒原则同英镑、先令以及便士的永恒原则结合起来。它们把这一成果适用于所有的民事妨害案件上面，从对一个人的名誉的毁坏到对一个人的鼻子的伤害。你们毁了我的女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来补偿!你给了我当头一棒——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来补偿!”然而，这不是法律的过错，它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97]所以，民法主要调整财产关系，这也不是民法的过错。民法的武器，其射程所及处，民法的范围亦当止于此。
综上，徐国栋先生对《
民法通则》“物头人身”的指责不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愚见，对“物头人身”的指责，我们可以用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像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删去《
民法通则》第
2条的规定，也无甚大碍，只要我国民法的规定本身足够完备。这样等于砍去了“头”，便无所谓“物头”问题了。但民法主要调整财产关系这一事实，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徐先生的意见，其唯一的好处，无非是在当下中国宪政不发展的情况下，通过复制
宪法的体例，从而有意识地传递某种“意识形态”而已。
第三，徐文中对德国模式的当代批判，其态度是非历史主义的，有强迫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现代化”的嫌疑。如前所述，德国民法在人格权保护方面，原较法国民法已有进步。相较于后来的瑞士民法和一些新近制定的民法自然是不充分的。但我们不能不虑及当年德国的传统：视名誉高于生命，宁可用决斗来捍卫自己的令名，而不愿用金钱来补偿。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强化人格权保护的社会原因：战争的惨烈，使世人更加珍视人格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可贵；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私人空间仿佛是玻璃之城，可一览而无遗；媒体的媚俗、炒作，狗崽队的灵敏的触角，使得人人自危；大企业的建立，高技术的采用，机械、电力的广泛应用，危机四伏，使人动则罹祸。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战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发展出一般人格权(Persönlichkeitsrecht)，并纳入第823条第1款的绝对权利中予以保护。[98]所以，对于历史现象，要历史地看待，既不要盲目迷信，但也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总的说来，徐国栋先生论述了自己关于民法典的方案与梁先生的方案在形式上、实质上的差异及其合理性，批判了德、日民法的“宏观物文主义”、《
民法通则》的“物头人身”、梁慧星先生的“物文主义”，旨在让“人文主义”的赤旗引领着未来中国民法典的方向。但是对其论述细加推敲，不难发现，有些论证不充分，有些论据的使用有随意性。而且，或许是基于对德国法系的偏见，或许是基于自己的前见，因而有些批评或指责是莫须有的，或是扩大化了，或是采取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