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引入税收合同，并长期实行讨价还价的税收谈判制度，已经显示出赋税上开始向纳税人让步的软政权化的特征。到了90年代后期，在横征暴敛的同时，这种因为合法性丧失和技术不逮而导致的赋税弱化开始有更明显的体现。有一个比刘晓庆案更能说明这一赋税合法性危机的案例，即东北某市一个叫做杨八郎村的地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这个村已经长达十年以上不纳粮、不缴税了。在那里没有丝毫农民负担的问题，每一个下来的干部都被村民们赶跑，村民们仇视共产党的干部，也不怕他们。有人称这里是关起门来称大王的花果山。从赋税的角度讲，杨八郎村根本就已经在政治中国的版图之外。据报道，当地市委今年组织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工作组，由市委副书记挂头进驻杨八郎村，解决这个“无税区”的老大难问题。这个副书记讲话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不要把几个钱看得太重，首先要把重拾人心当作第一位的工作”。这话有两个意思，一是先已承认赋税权力在当地的失效，并不以“恢复主权、收拾河山”为目标。二是承认赋税权力的来源是“人心”，而共产党在“神圣”统治和“教化式的权力”（费孝通）下曾经得到过这个“人心”，有了人心就有赋税，没有人心就要重拾人心，让去魅的威权再次显魅。这个觉悟比在不断去魅的时期仍然不断加强赋税要高一些，所以被中央电视台当作贯彻“三个代表”的典型事例进行报道⒅。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合法性危机是一旦“神圣统治”的面纱彻底揭开，党国合一的政治体制就在赋税上暴露出它最大的一个死穴。到底是国家向我们征税？还是执政党向我们征税？据曹思源的调查，中共经费开支中只有百分之五来自党员的党费，而百分之九十五都来源于财政拨款，也即来自于纳税人。换句话说全国人民都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向中国共产党交纳了党费。这笔钱据“中国公民大联盟”的估算每年至少在400亿以上。而这些拨款甚至是没有预算案的。80年代胡绩伟在全国人大会上曾经提出党的预算应该每年交给人大来审议，但遭到批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上的党国体制进一步落实为赋税上的党国体制，和以国养党。这使得国家赋税的合法性变得极其脆弱，并必然随着共产党意识形态说服力的下降而同步下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因为即便是苏联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独立党产，党库和国库也有适当的分开。当年苏共经费的41.6%都来自它的党产利润。而在中国的皇权专制下，从汉朝开始皇室的财政就和国家的财政也有了适当的分离。国民党到台湾后也建立了党产制，尽管这些党产的来源在今天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但也在事实上与国库实现了分离。
有人说国民党在80年代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有一个足以自恃的依靠，就是它拥有几千亿之巨的庞大党产。就算有朝一日下台也不会腰无分文，而有足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中共最大的阻碍民主化的问题就在这里，它没有一分钱在法律上是明确属于党而不是属于全民的。这种局面有些类似于传统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与国企之间的关系。只要国企领导人在台上，企业一切以全民名义所有的资产就等于是他个人的，可以随意挥霍，成为“公有私用制”。但一旦下台就什么也不是了，没有任何资产是可以带走的，因为他名义上的合法月工资也只有一两千元。这就加剧了国企领导的大肆贪污和对其职权的殊死维护。
随着政府财政的压力和对私人赋税的依赖，以及意识形态上伪神学基础的瓦解，一旦“税收法定”的
宪法原则得以确立，赋税上的党国合一就将失去源于50年政权传统的某种模糊的合法性，将共产党的“保护费”夹杂在政府的“税收”当中进行捆绑式的征收，在实际税负以100％的速度增高的局面下，将最终失去纳税人群体的谅解。执政党甚至无法在预算制度化之后名正言顺的获得足够的经费来源。
韦伯谈及统治的合法性时曾说，一切的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赋税的合法性危机是中共合法性危机中一个纠集起诸多困境和契机的难题。王与寇，党与国，都只有在宪政主义的思路下才可能得到承上启下的新的安抚和辩解。
2、个人所得税在赋税结构中比重逐渐加大，对赋税冲突和宪政转型具有特殊的推动力。
目前世界各国的赋税结构基本上均以直接税为主、并以所得税为主要税种。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包括具有个人所得性质的社会保障税）往往占据了最显赫的比重。这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国家的必然趋势。这一所得税超过流转税的趋势对于宪政民主的转型具有很特殊的意义。穆勒描述了19世纪英国人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争论⒆。支持直接税的人提出：在直接税制下人人都知道自己实际纳了多少税，如果所有税都是直接税，人们对税收的感觉会强烈得多，在使用公共支出时就肯定比现在节约。因为流转税是间接税，也就是说它的纳税人不是最终意义上的纳税人，随着商品的流转，流转税的大部分都是会被转嫁给商品流转的以后环节的。日本税法专家北野弘久曾分析间接税的政治后果⒇，他说在间接税情况下，纳税人在法律上被置于“植物人”地位，或者说是商品价值流转中的一颗螺丝钉。这就使得“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这样的宪政理念“几乎不可能存在”。他指出了间接税的政治后果，“只要消费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中枢，就会造成人们不能监督、控制租税国家运行状况的可怕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