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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在1984年，全国人大颁行了一道授权立法条例："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实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此，制定和征收赋税成为了政府的几乎不受任何控制的权力。至今，我国所有税收法律的80%以上都是由国务院以条例、暂行规定等形式颁布的。全国人大的立法仅仅只有三部。甚至国务院再次将授权下放给财政部制定各种具体规定，基本上就变成了政府想用多少就可以向老百姓要多少。
这就演变成一个怪现象，政府每一年的用度（财政预算）都需要拿到全国人大去审核批准，而政府决定新征税种或提高税率却不需要全国人大来批准。这就成了只管出不管进，睁一只眼闭上另一只。因为中共政权的起源本不是基于赋税上的较量而产生的，其代议机关也本不是纳税人讨价还价的场合，因而“税收法定”原则自然就在公法上被彻底摒弃。同时因为公有制体制改变了国家攫取财富的主要方式，私人财产极少，事实上亦无从产生赋税上的重大压力。因而赋税问题在90年代中期之前，长期以来也并未成为利益挣扎的焦点。在各种公众关注热点的调查中，也远远落于就业、社会保险、腐败、子女教育等话题之后，甚至压根未被列出。
三、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和随着公有体制的萎缩，国家财政不可避免的对于来自民间的赋税开始产生出依赖性。经济改革日益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的诞生，即政府要开始靠直接收取老百姓的钱来养活自己了。这个转变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是1980年开始征收的个人所得税，那一年全国个人所得税的总收入是16万元。但在90年代初期，这种赋税对于政府生存的影响暂时还没有在民间和政府中造成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集中在放权改革下中央与地方的“分赃不均”。这导致了1994年“财政联邦制”的出现（如同其他税制一样，仅仅也是由国务院下发的一个规定就决定了赋税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分割，或者说中央政府将不受制约的制定和征收赋税的授权再次转授权给了地方）。随着近年来朱镕基带着集权式倾向的经济政策，在财政上日益陷入危机的中央已经有了将地税重新合并的想法，然而渐渐尾大不掉的地方诸侯岂会束手就擒，据最近中央财税部门透露，国税与地税的合并在近期内不会实现⑾。中央与地方在赋税上的博弈势必将会长期继续下去。赋税问题亦会成为推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最终在宪政框架内获得圆满解决的力量。
尽管赋税问题对中央与地方未来宪政架构的影响不是本文的论述方向。但中央因为公有制体制的失败、社会保障的巨大缺口、地方在财政联邦主义下的自肥倾向以及几年来积极财政留下的后遗症，再加上入世和贸易自由化使得长期以来赋税上依赖较深的海关税收开始锐减，中央政府在财政危机和全局的金融隐患中愈陷愈深，而拿地方开刀分它一杯羹相比之下难度较大，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国家对于民间社会和有产者阶层的依附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在政府赋税收入中逐渐取代流转税而成为主体，这是大多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的政治意义就是国家对于私人和民间的高度依赖性。
现在的局面比较类似于英国《自由大宪章》之前的历史。在封建时代早期，英国王室垄断着丰厚的世袭收入和独立的王室财政，所以对赋税的依赖性也很低，有点像改革前的共产党政权。然而随着政府膨胀和市场化的扩张（包括军事扩张），王室开始入不敷出，对赋税的依赖日益加强，于是直到约翰王时代，英王一面拉拢新兴的世俗贵族，一面横征暴敛，进行勒索者和劫机犯式的掠夺。这也是今日某些财政濒临破产的地方政府采用的办法。然而赋税的依赖性和世俗贵族的不断强大使得君王的“收税”逐步开始变成了一个需要开口“求人”的事情。这种冲突最终酿成了议会与君权在赋税上的分离，确立下税收法定的基调。
尽管英国的这个过程化了几百年，但有了先例和代议机关的框架，就会变得很快。最贴近的例子就是由商人主导的清末宪政。1906年前后，以商人为主的立宪派促成了“预备立宪”，在各省咨议局成立后的主要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咨议局对赋税和预算权力的争夺⒁。商人们自发性的履践了“无代议士不征税”的原则，提出“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更令人振奋的是，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就在1911年武昌革命前夕，首届资政院迫使清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当年清政府的财政预算核减掉了7790万两银⒂。有一个从旁的资料足以说明这种成就究竟有多么难得：纽约市仅仅在3年之前（1908年），才刚刚出现全世界第一份对政府开支进行详细监督审查的现代预算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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