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德沃金指出，知识与学科的分类是必要的，所以波斯纳也不必过分担心"规范哲学"将排挤波斯纳所喜欢的经济学及其它经验科学的研究，它们将各司其职。德沃金这样讽刺波斯纳，"如果波斯纳认为哲学是无用的，那么他就应当不用它。同时他也应当马上停止写像这样降低身份的书来威吓其他人去放弃它，因为哲学本身就是无用的，就让自生自灭好了。"[25]
　　通过波斯纳与德沃金的争论，我们发现，二者在根本上所触及到的是这样两个深层次问题，即经验科学与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的关系究竟为何呢？它们又在何种层面上来解决道德争议呢？事实上，如我们所知，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基础是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推延，它基于两种类型的知识：归纳（从观察所得材料作出推论）和演绎（由设立公理命题推论衍生命题），判断前一种知识是否正确，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问题就解决了；判断后一种知识是否正确，检察一下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是否在推演过程中犯逻辑错误，问题就解决了。以这两类知识原则为基础，自然-社会科学知识的长处是，即使我们不知道一个既定问题的答案，也知道哪一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其答案。[26]准确地说，经验科学的根本点就在于归纳而来的知识，这一类知识的特点就是其可观察性，或者像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而演绎得来的知识与结论是否真实与正确最终也需要用"被可观察性"或"可证伪性"来检验。正是在这一角度上，一些科学哲学家指出，经验科学区别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一个标志就是可观察性或可证伪性。并且，经验科学试图通过强调只有可观察性或可证伪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以此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及优越性。
　　然而，这一论断实际上却同样遭到挑战，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揭示的，即，经验科学所强调的只有可观察的或可证伪的才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论断本身是否同样可以被观察或可被证伪？这一反问是有力的，它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向人们表明科学在根本上如它反批判的一样，同样具有着形而上学的前提。另一方面，批评家们还指出，由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经验理性的性质，注定了它无法触及人类生活的价值目的及其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最令人类困惑的，并非事实问题，而是价值和意义问题--比如什么是应该的（比如自由、平等）、更美好的（比如幸福、公义）的生活。[27]
　　科学确实无法处理真正的价值冲突，但它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解决"目的-手段"之间的合理性，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道德争议，比如波斯纳认为，"如果把少女投入火山的惟一理由就是为了使作物生长，经验性研究就会消灭这种做法。"[28]然而，如果"当生命牺牲没有就某种做法之效果提出可证伪的主张时，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选择目的的问题，而不是就一致的目的（作物生长）而选择方法的问题，我们的批评就哑巴了。或者说，这种声音就成了厌恶之表达，这是对差别的反应，而不是提出说理的批评。"[29]
　　试图通过科学来解决目的理性意义上的道德争议，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道德哲学似乎也便有了其用武之地。道德哲学好像天生就是为了解决此类的道德争议而诞生的。道德哲学求助的方法从先前的形式理性，到现今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随处可见的各种"假设"，据说道德哲学依赖的前提不是"直觉主义"而是"反思的均衡"机制。那么什么是反思的平衡？"它是一种平衡，因为我们的原则和判断最后达到了和谐；它又是反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判断符合什么样的原则和是在什么前提下符合的。"[30]反思的均衡试图把埋藏在我们内心的原则和直觉编织成一个融贯的结构，[31]道德哲学家以此来通过指出某人行为与其原则的不一致来推动道德改变。[32]波斯纳虽然怀疑"反思的均衡"机制的有效性，但这种有效性确实也可以被我们的个人经验所证实，所以问题只在于它是不是总是有效？并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然而在根本上，"反思的均衡"能不能摆脱"直觉主义"的困扰呢？直觉主义坚持主张，在我们有关社会正义的判断中，我们最后必然是达到一批最初原则，对于它们，我们只能说，这种平衡在我们看来比另一种平衡要正确一些。它强调我们那些不受可认识的建设性伦理标准指导的直觉能力。总之，对于优先问题，直觉主义否认存在着任何有用和明确的答案。罗尔斯说，直觉主义的正义观是半个正义观，言下之意，道德哲学最终还是无法摆脱"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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