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具有最后手段性，只有当其他手段都不能实现正义，都不能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才动用刑罚。但即使在动用刑罚的时候，国家也不应该完全地控制、垄断这种权力，而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给当事人留下较大的选择空间。这就是上文我们用价值论来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虽然，我国在97年修订刑法典时也规定了亲告罪制度，但总的来说，其范围太小。这一方面表现在立法上，只规定了五种罪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占总数案件中的极小部分。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亲告罪制度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从而有使该制度被虚置之虞。我们认为，亲告罪制度对我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立法者应在立法层面上适当地扩大其适用范围。一般而言，对那些危害比较轻微、侵害对象范围比较窄、没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都可适用亲告罪。当然，亲告罪制度的广泛适用，须以一系列相应制度加以配套，否则，再精美、再完善的制度设计都可能会造成一个法律更多而秩序更少的世界。
【注释】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曲新久：《
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梁根林：《
刑法改革的观念定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参见李文健：《转型时期的刑诉法学及其价值论》，《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
彼德·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1页。
前引曲新久书，第62页。
蔡道通：《类推制度的当代命运》，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3页。
前引曲新久书，第39页。
前引张文显书，第213页。
洛克：《政府论》，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页。
前引张文显书，第263页。
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前引曲新久书，第58页。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齐文远：《亲告罪的立法价值初探》，《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1页。
凯尔逊：《什么是正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1961年第1期。转引自张文显：《20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页。
前引博登海默书，第8页。
徐向华：《论立法的效率和公正的价值取向》，《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前引李文健文，第112页。
公丕祥：《法律效益的概念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参见孙林：《法律经济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刘敏：《当代中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前引]刘敏书，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