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是法的古老价值观念，传统法理学-法哲学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公正是视为法的唯一价值目标。然而，随着法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日趋扩大和日益深重，法的效率也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标志着法的价值取向由公正本位转向效率本位，法的创制和实施都应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效益为出发点和归属。当然，片面地追求法的效益，而抛弃法的公正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无疑，追求一种符合人类利益的好的结果，并且尽可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佳的方式取得这种好的结果，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是自由、公正、有序的社会，同时，还必须是有效率的社会，否则，社会就不会进步，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会增长”[24]。诚如学者公丕祥所言，“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法律效益化，是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制的重大区别之一。这是因为，法律的效益状况反映了法律权威性程度。这是通过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来确证法律自身的价值，法律的高效化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表现，而法律的低效化则表明人治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法律的权威性未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社会成员及其组织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赖感，因而也就不能自觉地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25]。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我国有些学者习惯性地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法的效率，必然会削弱公正，而捍卫法的公正，必然会损及效率。我们认为，正如上面我们对自由和秩序的论证一样，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对立冲突是相对的、形式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因为两者都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公正并不是纯精神理念的东西，有时它是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紧密相连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机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于社会合作的利益之划分的方法”[26]。美国学者波斯纳更为直接地指出，“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因此，我们不应把眼光只停留在公正与效益的表面冲突排斥上，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求公正和效率的最佳平衡，实现法运行于社会的理想状态。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国家所拥有的司法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对司法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应该以一定的社会为基础，是一定物质条件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由此可见，司法效率的确立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前现代社会里，人们的价值选择侧重于公正，而在近现代社会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的社会使用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高宗旨和基本要求就是要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水平，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尽可能地产生最大的效益，从而实现效率价值。在刑事法律中引入亲告罪制度，正是为了适应节省市场交易的成本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因为司法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司法也面临着理性选择的问题，即以最小的司法成本或司法投入获取最大的司法资源。一个国家惩罚犯罪需要投入相应的成本，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审判制度的成本，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辩护律师、法院、拘留所和监狱等的费用。据初步估计，一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刑期执行完毕，国家要为其投入至少5万元的资金，而罪犯在狱中进行劳动改造，可能产生的物质财富仅为1万元左右[27]。一方面，我国是在社会财富、政治民主、社会文化‘发展不足’的状况下进入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可用于犯罪控制的资源是十分限效的；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急剧增多，因而立法者在立法上追求犯罪化，扩大犯罪圈，而大规模的犯罪化立法要求大量迅速地司法投入。因此，以有限的司法资源控制犯罪必然要以最小的成本支出达到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刑法不可能对所有的需要制裁的违法行为进行普遍干预、平均地投入资源，而必须有所选择、有所丧失，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打击危害严重的犯罪行为上。
从个人的层面来看，效率也是现代社会的市场主体对司法基本价值的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不可讳避的事实是，市场主体尤其是各类经济组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28]。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冲突主体不会愿意用较高的物质耗费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赢得裁判上的相对较低的利益。如果某类案件的预期判决价值比审判的费用低，那么有理智的潜在原告通常不会提起诉讼。因而，理性的经济人要求所处的时代提供一系列具有尊重人的选择自由、满足人的利益追求的精神内涵的理性法律。因而，理性、科学的
刑法“应该在重视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承认并保障市场主体的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现代司法制度应该以效率为价值取向，这是理性主体在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对司法的基本要求”[29]。
因此，设立亲告罪制度，一方面满足了国家司法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被害人对效率价值目标的追求，从而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及社会对正义、自由、秩序的需求。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