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旨在规制人的行为。而上列规范均具有一般性，无法直接指向具体行为，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此项任务由司法裁判与行政行为完成。依凯尔森之见，虽然在传统理论中，司法裁判与行政行为仅仅被视为法律适用，但实际上，它们依然处于规范具体化的链条当中，并且均表现为“应为”命题，因而同样具有规范创制的特性。只不过，其所创制的规范通常不具有一般性，系“个别规范”，有别于传统“一般规范”。[52]除了上述两项公法行为，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契约）亦属个别规范，它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拘束力，属于私人立法行为。[53]
可见，在凯尔森的理论中，语词扩大化实乃势所必然，唯有将规范概念从一般性扩及至个别性，法律秩序才能得以完整构建。
（三）个别规范概念的颠覆性
在拉伦茨看来，纯粹法学堪称20世纪“寻求构建法学科学性之最伟大的探索”，[54]有着“道义逻辑之父”美誉的哲学家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更将凯尔森与马克斯·韦伯相提并论，以其二者为20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深远影响的两个人，[55]而凯尔森逻辑缜密的法律规范层级构造理论，亦曾被盛赞为“也许是当前德语法学思想最具价值的贡献”。[56]
然而，实际情形往往是，一些存在重大缺陷的理论，可能有着丰富的实用价值，而某些理论尽管在逻辑上几乎无懈可击，却收效甚微，拉伦茨指出，利益法学属于前者，纯粹法学则为后者典型。[57]“个别规范”概念的命运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上佳注脚：除了凯尔森及其所创立的维也纳学派成员，其他学者、尤其是欧陆学者普遍对之采取拒斥态度。依艾本斯坦（William Ebenstein）之研究，根本原因在于，借助个别规范概念，凯尔森几乎是彻底挑战了欧陆法律与政治传统。[58]
规范层级构造的核心技术是法律创制与法律适用合二为一，司法裁判与行政行为之获得规范地位，是该一元论技术的直接结果。然而，欧陆宪政的基本信念之一是，法律创制（立法）与法律适用须作严格分离。这一信念根源于政治传统中的权力分配理念。国家权力经常被分为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依凯尔森之见，此权力之三分亦可化作两分：法律创制权（立法权）与法律适用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体现为国家三种权力之分的就是法律的创造和适用之间的区别。”[59]国家形式容有共和制、君主制或民主制、极权制之别，但无论何种形式，从亚里士多德经由马基雅维里及至当代，欧陆不可挑战的核心观念都是，立法权应由国家意志的代表者行使，差别只在于，该代表者是专制君主抑或民选立法机构，至于法官、行政之类的其他组成部分，均不过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60]正是在此意义上，拉伦茨指出，凯尔森的一元论抹平了立法、司法、行政乃至私人自治活动之间的差异，它虽然在逻辑上清晰填密，却将置宪政国家的基本原则于不顾，无论如何是不可接受的。[61]
不仅如此，借助法律规范的层级构造，凯尔森还旨在构建一元论的国家与法律学说。[62]其中一项重要主张就是，立法、司法与行政之三权分立，并非对应法律创制与法律适用之分野，而只是法律秩序创造与适用之不同阶段，即，立法创制一般规范，司法与行政原则上创制个别规范、例外时亦创制一般规范。[63]于是，凯尔森进而触动了欧陆民主国家另外一条敏感神经—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64]这一理论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得到最为经典的阐述，并成为迄今为止欧陆民主宪政践行的基础。在孟德斯鸠看来，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他分立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并令其相互制衡，意即在此。[65]凯尔森一元国家理论的集权倾向，显然与欧陆视为圭臬的控权理念背道而驰，而撬起传统理论基石的支点，竟然是“个别规范”这一看似毫不起眼的概念创新。如此，哈耶克将此概念创新直斥为“篡改语意”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66]
另值一提的是，欧陆传统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规范概念，在英美国家却似乎波澜不惊。重要原因在于，宣称法官创造个别规范乃至一般规范，这对习惯于遵循先例的英美而言，甚至谈不上是理论创新。再者，英美控权的制度理念与欧陆亦有所不同，凯尔森理论带来的冲击因而得到相当程度的消解。[67]
（四）个别规范与私法理论
以上所论个别规范概念之颠覆性，主要由司法裁判与行政行为所引发，讨论语境在公法领域。它虽有助于理解相关理论脉络，但毕竟与本文主题并非直接相关，为免横生枝节，不再多言。本文所要处理的问题仅仅是：以法律行为为个别规范是否可嵌入私法理论传统？可能遭遇哪些障碍？如何应对？
凯尔森之创立个别规范概念，并非以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为原型，将其归入个别规范之列，体系适应性亦远不如公法行为。例如，公法行为，无论是司法裁判抑或行政行为，均显系适用一般规范之结果，其所援引的，即是被具体化的高阶一般规范，而私法上的法律行为，虽亦称兼具法律创制与适用双重功能，但它究竟具体化了何等高阶一般规范，却始终未见其详，为了在法律行为与一般规范之间建立关联，凯尔森曾借用主要规范与次要规范之分类进行解释，可惜似乎并不经得起推敲（详见下节）。此亦表明，法律行为其实难以融入凯尔森的规范层级构造体系。这一局面，于纯粹法学的缜密性颇为不利，管见以为，却不必对此表示遗憾。体系逻辑的无懈可击固然值得追求，但体系越是缜密，排异性也就越强，结果，外部因素难以植入，内部要素亦无法逸出。就此而言，法律行为之为个别规范的边缘地位，也许反倒为其拓展了体系之外的生存空间，在不触动纯粹法学整体架构的前提下能够被独立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