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的考证，社会转型的概念源自于对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引和使用，借用该生物学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变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转型’这一概念逐渐进入中国的学术语系中，普遍地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文学等学科所接受和运用，主要用以描述、分析中国社会自80年代开始的社会变革和变迁的过程。”{2}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和解释框架，社会转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包容力，其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转型所反映的并非社会局部的变化而是一种整体性的透视，因此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起到有效的涵摄。第二，社会转型是一种承接两种社会与两类文明之间的特定时期，对于两种社会或文明之间的变更、过渡与发展，社会转型做出了完整而细致的记录，任何一点细节都生动地呈现在社会转型这一特定话语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社会转型这一概念亦是源出于西方的话语，但它对于中国当下的时代背景作出了最为清晰的论断。无论我们经历的是哪两种
社会类型的变更或交替，社会转型这一术语本身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准确的界定力。其原因在于，社会转型只是客观地揭示出了两种社会类型的交替，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或观点均可以利用社会转型这一话语证成自己的观点。西方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及至风险社会的时代过渡，这一社会类型的划分在中国显然不具有判断意义。根据张恒山教授的观点，我们当下所经历的乃是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商工文明的转变。[1]笔者对这一观点持赞同态度，中国缺乏现代化的直接动力，在外源性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在经历了亘古未变的农耕文明之后，匆匆走上了向现代商工文明转变的艰辛历程。正是这一转变的急速性和跨越性为分析中国问题预设了较为困难和复杂的逻辑起点。“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2}这一论断清晰地指明了社会转型所具有的价值二重性，孕育在这种二重性之中乃是社会风险的概念，作为社会转型之必然产物的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等要素都为社会风险提供了生成的空间。
就社会风险而言，从其价值坐标的层面考察，其基本指向是自然风险的概念。无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或农耕文明下，自然风险是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国家的建立、政权的组织以及政府的运作都必须有效地回应自然风险类型，以此帮助个体驱逐来自于自然风险的恐惧和压力。更有甚者，国家或社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自然风险的地域和反抗上，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我国古代的大禹治水这一典故之中。随着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风险的方向标也逐渐由传统的自然风险向孕育更多现代性内涵的社会风险转变。吉登斯准确地指出了：“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今天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两项根本转变。两者都与科学和技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有关，尽管它们并非完全为科技影响所决定。第一项转变可称为自然界的终结；第二项则是传统的终结。”{1}(P191)这种由自然风险为主导向社会风险为主导的形式切换催生了风险社会的诞生，风险社会的基本关注是如何更好地解决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更多地是来自于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人力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