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窦娥案中的星占意义因其戏剧特性而不足资证的话，那么历代正史中俯身可拾的相关案例，则让人充分感受到法律对天象在不模拟和模拟之间的星占区别意义。较具典型性的，如《汉书》中记载的“东海孝妇”案：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87]

　　此案常为后代正史作为经典信史引证，关氏窦剧的创作也即本源于此。显然，该案的星占学意味及意义十分突出。“郡中枯旱三年”与“天立大雨”的天象关系，无不承载着这样的法律思维：天强烈感应到了民之冤屈，并基于人间法律运作对“天道”的背离（即不模拟），降下了灾异天象以行谴告；只有当人省思了这种“天垂象”并使法律重新回归“象之”（即模拟），即冤屈得以平反之时，灾异才被天“收回”。

　　关于法律游离于对“天”不模拟与模拟之间的此类案例，至后世竟演绎成一种经典描写，可称为“旱—雨”模式。如“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即刑讼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88]又如“颜真卿，……四命为监察御史，……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辩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 。[89]再如“铅山俗，妇人夫死辄嫁，……昺欲变其俗，令寡妇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嫁者跪之；曰’节‘，不嫁者跪之。民傅四妻祝誓死守，舅姑给令跪’羞‘木下，昺判从之。祝投后园池中死。邑大旱。昺梦妇人泣拜，觉而识其里居姓氏，往诘其状。……昺哭之恸曰：’杀妇者，吾也。‘为文以祭，改葬焉，天遂大雨”。[90]这些“旱—雨”模式的案例，均具有浓厚的法律模拟与否的星占意义。

　　当然，法律对天象及其背后天道模拟与否的案例，除了经典性的“旱—雨”模式外，还有其他各具特色但又颇具星占意义的描述。如史载：

　　张氏，……其母杨氏寡居。一日，亲党有婚会，母女偕往，其典库雍乙者从行。既就坐，乙先归。会罢，杨氏归，则乙死于库，莫知杀者主名。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张文饶疑杨有私，惧为人知，杀乙以灭口，遂命石泉军劾治。杨言与女同榻，实无他。遂逮其女，考掠无实。……女谓狱吏曰：“我不胜苦毒，将死矣，愿一见母而绝。”吏怜而许之。既见，谓母曰：“母以清洁闻，奈何受此污辱。宁死箠楚，不可自诬。女今死，死将讼冤于天。”言终而绝。于是石泉连三日地大震。有声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91]

　　该案中，由于司法上的严刑逼供，张氏以死“讼冤于天”，结果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灾异天象的出现，说明了法律于天的严重不模拟性。在星占视域中，“有声如雷”的数日大地震可谓大凶象，所谓“地数动，杀人，贼臣暴”[92]“地动蹶城，天下灭”[93]“刑法诛杀不以道理，则地坼” ;[94]而“天雨雪”如非冬时则均为凶象，如在春则为“人君刑法暴滥之象”，[95]在夏则“违天地，绝人伦”等，[96]在秋则“百姓多死，草木零落，天下大丧”。[97]正是在此类“天垂象”下，才促使了“勘官李志宁疑其狱，夕具衣冠祷于天”这种重新模拟的努力，也最后抓住了真正的凶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天垂象，见吉凶”下的法律模拟，有时神奇的竟以“呼天”而立竿见影的方式推进，如史载：

　　马节妇，……十七而寡。翁家甚贫，利其再适，必欲夺其志。不与饮食，百计挫之。志益厉，尝闭门自经。……翁又阴纳沈氏聘，其姑诱与俱出，令女奴抱持纳沈舟。妇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须臾风雨昼晦，疾雷击舟，欲覆者数四。沈惧，乃旋舟还之。事闻于县，县令妇别居。时父兄尽殁，无可归，假寓一学舍，官赡之以老。[98]

　　马寡妇为捍卫守志几度自杀不成，情急之下“呼天”，“须臾”之间“风雨昼晦，疾雷击舟”。这在星占视域中，均具有典型的星占意义。按星占文献：“怒风，多为不吉之象”、“暴风，主有卒暴事”；[99]“天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主忽恙怒，则无云而雨”；[100]“天怒，霹雳之”。[101]可见，突如其来的风雨交加及其影响下出现的“昼晦”是一灾异天象，而更具灾异意义的是“疾雷击舟”，这可谓直接阻止了沈氏的强娶行为。这些都体现了天的愤怒和谴责，从而使得官府得以机会模拟天象，维护了马寡妇的一生贞节。

　　上述几则案例，无论是艺术还是现实，都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在法律问题上的体现，也都是星占学视域中法律“象天”或“具象则天”与否的体现。在冤狱问题上，天“垂”的既是异象，也是凶象，既警告着法律对天的不“象”，也提醒着不“象”的法律要回归“象”。对天不“象”的法律运行必酿成冤屈，而回归“象天”的法律运行则必使冤屈昭雪。因此，以星占学的视域看，连接冤屈和冤屈昭雪的，似主要不是人的因素，而是天象，一种表达凶象性质的异常天象。这种异常天象在古代语境中的出现，说明法律往往徘徊在“不象”和“象”之间，游荡在不模拟和模拟之间；而这个“徘徊”或“游荡”的空间，恰恰就是星占学在法律领域中“一展手脚”而发挥魅力的地方。

　　六、总结与评估：法律的则天模拟及星占意义

　　综观上述，中国古代法律及相关设施的设定和运行，充分体现着对“天象”及其背后“天道”进行间接乃至直接的模拟特性，即便法律有时没有模拟，天也会以降下灾异天象的方式予以谴责，督促法律的掌控者和执行者回归模拟。可以说，这种模拟是虔诚的，而非虚伪的；是细致的，而非粗糙的；更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说虔诚是因为中国古人对以“自然之天”作为载体表现出来的“神灵之天”的信仰；说细致是因为模拟有着内容十分丰富、理论十分严谨的天学核心及本质—星占学的支撑；而说具象是因为法律的“则天”模拟乃是通过对具体天象的观测和领悟而实现的。

　　当然，法律的则天设置与运行，并非均会通过具体的星占方式去进行，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星占运作不可能穷尽一切具体的人事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些法律则天没有星占意义，实际上所有的法律则天均具有程度不一的星占意义，因为古人寄望于法律的一个绝对真理，即是解决一切人事问题的立法、司法及设施等必须合乎“天道”，而对“天道”的知识认知与信仰，则莫不来源于古人“仰观天文”的体悟结果。从星占视域看，法律的则天实分为二类：一为常态下的则天；一为变态下的则天。所谓“常态下的则天”，指法律的一般性设置和运行即国家常法须正常地符合“天道”。它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与天象无直接关联，但这种则天模拟却可通过法律的公布仪式来实现。这种仪式，通常是法律首先在明堂宣示，然后颁之朝堂，再由使者发布四方。之所以在明堂宣示，实际即在明堂这种天子祭天之所接受上天的检验、感染上天的威信，从而使得法律合乎“天道”。而由于古人对天之构成的星体等天象的体认，无疑使得在明堂宣示的法律具有。了不可小看的星占意义。二是与天象直接关联，即根据日月星辰在其正常状态下出现的天象而则天。如历代在明堂颁行的月令，即据太阳在每月的孟、仲、季三时期的各自正常天象而制定。显然，这种常态下的法律则天模拟，其星占意义十分突出。所谓“变态下的则天”，是指当出现天变（包括星变与气象变）异象时的情况，这可谓中国古代最具法律意义的则天，也最具有星占意义。古代星占文献常有“常则不占，变则占”之论，[102]可以说这是针对典型性的星占而言，而这种属于“变”的天象则成为了最主要也最重要的星占对象，历代星占文献包括正史之《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大都为此类星占。[103]在星占视域下，天变的发生主要是上天对人间政治之失的反映或预决，所谓“人失于下，则变见于上”，[104]而从法律层面看，则主要出于法律背离天道而体现的黑暗或不公正。在由于法律之失而变见于天象的情况下，通过星占的方式和途径，可使得不合天道的法律得以矫正和回归。这种非常态下的则天模拟，由于往往给人间带来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特别是当冤狱得以昭雪H引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从而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法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