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读者和文本各具主体要求，当读者意识和文本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解释如何进行呢？哲学诠释学认为，二者通过“对话”达成妥协。伽达默尔就认为这种对话实质是读者与文本的问答结构：读者要理解文本，就是向文本提出问题，而文本本身就是对提问的回答，理解总是发生在这个“问—答”进程当中。[34]德国法哲学家考夫曼也认为，法律解释就是理解者与文本的问答活动：“任何想理解文本之人一直向该文本提出一种意义期待，该期待首先使文本开口讲话，在此显出文本中的一种意义，而产生解释者一个较新的意义草案，然后文本又再次被意义草案询问，这个草案同时透过文本而被更改与修正。”[35]在伽达默尔和考夫曼看来，解释就是一种主体间的活动，通过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推动意义的生成。
在刑法解释中，这种“问—答”结构更接近于合同的商谈过程：一方面，读者总是雄心勃勃，力图通过解释全面实现其经验意识的要求，他总是带着最大胆的理解方案向文本提出解释方案，这相当于邀约方提出要约；另一方面，文本是一个保守的原则主义者，他总是以其意义边界为底线考虑读者的方案，这相当于受要约方在考虑承诺。如果读者的初始方案在文本的意义界限内，读者即与文本达成一致，解释完成；如果读者的方案超出了文本的底线，文本就会拒绝读者；读者要修正其方案，再次向文本提出解释要求；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双方达成一致。例如，《刑法》第263条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妇女”（成年女性）和“幼女”（女童），若根据字面理解，就会把少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女性）和男子排除在本罪保护范围之外。如果有读者认为”男女应平等受到本罪的保护“，并根据这种意识对文本提出初始的解释方案—将“妇女”扩张至包括少女和男子，由于该要求明显超出“妇女”的意义界限，解释无法达成；于是，读者退而求其次，提出将“妇女”扩张至包括少女，该要求在“妇女”的意义界限内，解释达成。简言之，某种刑法解释能否达成，在于读者意识与文本要求之间能否达成妥协。
法律解释就是读者与法律文本商谈的过程，法律意义是二者在商谈中达成的共识，这便是刑法解释的”主体间性“。由此，我们可以将刑法意义生成的主体间性特征归纳如下：
其一，刑法意义不是客体，而是读者意识和文本主体间关系的产物。刑法意义既非客观地蕴含在法律文本之中，也非主观地内置于读者的意识之内，而是在读者意识对文本的解释中而阐发的规范观念。
其二，法律解释的过程就是法律意义生成的过程。法律意义不是先于法律解释而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读者意识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之中。尽管文本的主体性具有意义要求，但那并非确定的意义，那只是抽象的意义边界。只有读者意识的介入，才能建构出具体的意义，而此建构的过程便是解释。
其三，法律解释的任务是创造（而非发现）法律的意义。法律意义是在读者意识和文本的互动中建构的，它有两个作者，一是创制法律文本的立法者，二是赋予法律文本意义的读者，这两个作者缺一不可。离开了读者，法律文本只是半成品，不足以产生任何社会功能；离开了立法者的文本，只有读者的自言自语，根本不可能解释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法律解释不是要采取绝对客观的方法去发现法律，而是在文本要求的制约下激发读者的规范期待而进行意义建构。
其四，刑法意义具有无限性。由于读者意识总是随其境遇而发生变化，读者的事实经验和价值经验总会不断发展，法律意义作为读者意识和文本对话的产物，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即使刑法文本是稳定的，它的规范意义不可能稳定，它总是伴随每一代读者意识的更替而存在于无限的发展之中。
（三）对可能的质疑之回应
1．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实，罪刑法定的”法“也存在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它是指法律文本（文本说），还是指法律意义（意义说）？如果持意义说，意味着要求最高立法机关创制法律的意义，主体间性范式确实与之相矛盾。但是，其一，我们倡导主体间性，这并非纯粹的方法论主张，而是一种本体论规律的揭示。没有读者之介入就没有文本意义，这是文本意义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换言之，意义说在倡导一种完全违反诠释学规律的罪刑法定。其二，根据意义说，规范意义必须生成于案件之前，这意味着若发生新型案件，法官只能根据以前的解释处理案件，换言之，一切新型案件都是无罪的，这是难以接受的。其三，若依照意义说，法官将无权补充规范意义。但在公认的刑法理论中，存在诸如敞开的构成要件、空白罪状、规范的构成要素等概念，人们均认为仅有刑法的规定是不够，还需要法官加以填补，意义说显与这些公认的概念矛盾。其四，根据”禁止溯及既往“原则，要求行为发生在法律生效之后，这里”生效“的只可能是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文本，而非法律意义。因此，对罪刑法定只能采文本说，即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文本对任何行为不得定罪处罚。主体间性范式并不否认法律文本对解释的制约，其与罪刑法定是并行不悖的。
2．会否破坏法制的统一性和可测性？这种担心是不必的。其一，刑法文本具有意义界限的要求，这限制了解释的无限多元化。其二，读者解释刑法的价值期待并非源于个人的价值偏见，而是立足于社会主流通行的价值观念。由于价值期待决定了对刑法的理解方向，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对刑法理解的整体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刑法总是在差异的理解之中存在，但这种差异在行为的指引上往往又是”大同小异“的。如对于什么是”数额巨大“、”淫秽“，人们很难有完全相同的理解，但在”盗窃是会构成犯罪的“、”贩卖色情光碟会受处罚“这些问题上，人们的理解又是高度一致的。法律解释中这种差异中的一致性，就好比合唱活动：尽管每个合唱者的音调不完全一样，但其基本韵律是一致的，因而能组成和谐的合唱旋律，法律秩序正是在这种”合唱模式“中差异性地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