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主体间性不会妨碍公民对法律的预测。公民对法律后果的预期，只是一种粗略的预测，如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刑罚是轻还是重，这种预期并不需要对法律作精细的理解，它们更依赖于读者的价值期待，即社会通行的罪刑等价观念。在法律解释方法上，有人认为“应当根据常识、常理、常情解释法律”，[36]有人认为“应当心怀正义解释刑法规范”，[37]有人认为“应当根据处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质地解释刑法”，[38]这些方法虽然作为一种精英的法律解释技艺而提出，但其核心内容—“常识、常理、常情”，“正义”或“合理性与必要性”，却是大众的。换言之，即便是专业技艺的法律解释理论，其实仍源于大众的生活经验。基于共同的价值经验，大众与法律精英对刑法的解释在整体上具有一致性，公民对于刑事法官的裁判结果，在大体上是能够预测的。
3．是不是变相的客观解释论？诚然，本文在某些结论上与客观论是一致的，如都反对主观论，都赞同刑法解释应与时俱进等。但本文的主张与客观论有根本性的区别：其一，客观论认为法律意义存在于文本的文字之中，本文认为法律意义存在于读者对文本的解释之中，离开了读者，单纯的法律文本只是一堆铅字混合物，不存在任何的规范意义。其二，客观论认为法律意义是读者之外的客体，解释的任务是去发现这个客体，本文认为法律意义是读者在解释中建构的，解释的任务是读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去构建规范的意义。其三，客观论认为存在一个文本之目的或精神支配解释，但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目的或精神，是读者的规范期待支配了解释。其四，客观论认为法律意义随文本的时代精神而流变，本文认为法律意义随读者期待的发展而流变，某些读者期待—尤其是事实期待—的发展，与时代精神其实并无关系。
六、结论与推论
根据“主体间性”理论，刑法意义并非存在于立法机关的文件夹里面，而是存在于读者对刑法解释的实践当中。既然刑法意义是读者意识与文本对话的产物，主观论和客观论均非妥当的方法论。刑法的解释目标，不应受到“立法者原意”或者文本客观意思的束缚，而应在读者意识与文本要求两点之间寻求平衡，亦即应致力于促使二者在对话中达成妥协。由于读者期待包括事实和价值期待，前者源于读者的案例经验意识，后者源于社会主流阶层认可的罪刑等价观念，读者对文本之妥协，不外乎是在文本意义界限的范围内，这两种期待最大化的实现。因此，刑法的解释目标应是—读者在文本的意义界限内，立足于全部的案例经验，最大化地实现社会主流阶层认可的罪刑等价关系。
尽管”主体间性“理论承认刑法解释的差异性，但并非抹杀刑法解释的客观性。从上述“主体间性”的解释目标出发，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标准应沿三方面而展开：其一，必须在文本意义的界限之内。刑法解释允许对语词的生活语义有一定的专业性扩缩，但仍必须在语言文化对语词的容忍度之内，若超出了这种容忍度，便是错误的解释。其二，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解释不能固执于任何个人的价值偏见，而应符合社会通行理念认可的罪刑等价观念。其三，具有最广泛的案件涵摄范围。若两种解释在语义界限和价值实现上均一致时，何种解释能够适用于更多的案件类型，即为更正确的刑法解释。
【作者简介】
聂立泽，单位为中山大学；庄劲，单位为中山大学。
【注释】参见张明楷：《罪刑法定与
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94页。
参见赵秉志，田宏杰：《
刑法司法解释研究》，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吴丙新：《修正的
刑法解释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265页。
参见王平：《论我国刑法解释的有效性》，《法律科学》1994年第2期。
参见储槐植：《善解罪刑法定》，载《刑事法学的当代展开》，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参见许发民：《论
刑法客观解释论应当缓行》，《刑法论丛》（第23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参见梁根林：《罪刑法定视域中的
刑法适用解释》，《中外法学》2004年第3期。
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参见李希慧：《
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参见潘德荣：《诠释学导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3页。
参见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载洪汉鼎主编：《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参见施莱尔马克：《诠释学演讲》，同上注，第55页。
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9页。
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6页。
参见张明楷：《从生活事实中发现法》，《法律适用》2004年第6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984年11月12日）。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贪污粮食数额如何计算问题的意见》（高检会（1991）15号）。
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参见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同前注，魏德士书，第339页。
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4
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4页。
刘艳红：《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3页。
参见赵秉志：《谈谈抢夺罪的认定》，《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米·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参见洪汉鼎：《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同前注，伽达默尔书，第441页。
当然，这种确定性只是相对的，表现为在特定的应用境遇中特定的条文未定性之确定；但相对于
刑法整体或者条文将来无数的应用境遇而言，其法律的意义依然是开放而未定的。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同前注，张明楷书，序言。
同前注，伽达默尔书，第498页。
同前注，伽达默尔书，第501页。
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页。
陈忠林：《常识、常理、常情：一种法治观与法学教育观》，《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6期。
同前注，张明楷书，序言。
苏彩霞：《实质的
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刘艳红：《实质
刑法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