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论认为，可以通过刑法目的与刑法文本的内在结构来填补刑法的空白，但该种思路不能自圆其说。首先，如前所述，文本只是一个死物，其本身并无所谓精神与目的。以“刑法之目的”这个伪概念来填补刑法的空白，是不可思议的。其二，如果可以从刑法的内在结构推理出某种意义来填补刑法的空白，这种意义必然是刑法文本内在的意义，这样就不存在刑法的空白了。可见，文本的空白性恰恰击中了客观论的死穴—既然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文本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确定的客观精神或者意志，“根据文本的内在结构来填补文本的空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其三，客观论认为刑法目的总是与”时代精神“相联系，但时代精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社会对某个问题可能具有多元的价值观念，如对于安乐死、卖淫等问题的看法总是多元对立的。在此众多对立的观点中，应以何种精神填补刑法的意义空白，是客观论难以回答的问题。其四，通过文本自身来填补文本空白的方法，结果只能陷入“解释学循环”的困境之中。诠释学发现，理解者总是根据文本的细节来理解其整体，又根据文本的整体来理解其细节，于是就出现了“整体决定细节，细节又决定整体”的现象，此即为著名的“解释学循环”。[25]“主客间性”解释学对这个循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只要沿着文本细节与整体之间来回循环运动，慢慢消除整体意义和细节意义之间的矛盾，文本就会被完全理解。但文本就是一个封闭的信息系统，它自身不会增减任何信息，在文本细节和整体之间的循环运动也不可能产生新的意义。于是，由于未知文本的细节意义，便无法确定文本的整体意义，由于未知文本的整体意义，又无法确定文本的细节意义，解释便陷入死循环。当代刑法解释学倡导以保护法益为中心来解释构成要件，如果依据纯粹的客观解释方法，则会陷入死循环之中。因为，保护法益的解释，关涉条文的设立目的，属文本的整体意义；构成要件的解释，关涉条文细节的理解，属文本的细节意义。根据整体与细节之间的相互解释关系，当未能确定构成要件时，就不可能确定本罪的保护法益，而未知本罪的保护法益，又无法确定构成要件，保护法益和构成要件陷入相互不能解释的死循环之中。

　　综上，传统刑法解释范式的弊端在于，将刑法的意义渊源预设于并不存在的客体—“立法者原意”或“法律的客观精神”，因而无法说明刑法解释的实践。

　　四、读者的主体性：刑法意义的创造

　　要说明刑法的解释实践，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一直在推动刑法意义的历时性发展？是什么能够不断建构、补足刑法的意义空白？显然，只有人。但这个“人”不可能是已经死去的立法者，也不可能是抽象的人民意志，只能是能够将刑法与无数具体的司法境遇相联结的人—刑法的每一个读者。

　　（一）读者意识与读者主体性

　　在刑法解释过程中，读者根据其主体意识要求而创设刑法的初始意义，此即刑法读者的主体性。任何刑法读者，总是期待刑法是能够涵摄其案件经验并使之得到合理解决的规范，他也必然带着这种期待来阅读、理解刑法。这种先于刑法阅读而存在的意义期待，就是刑法的读者意识。它不仅期待刑法“应当是什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刑法“实际是什么”—它创造了刑法的初始意义。读者意识的意义生成功能，与读者意识的结构密切相关，以下，我们将围绕读者意识的结构描述刑法意义的生成过程。

　　其一，刑法总要通过生活语言来记述，要理解刑法，首先必须具备关于该种语言的知识，因而读者意识首先是“生活语义意识”。如果你不懂得某种语言，你就无法理解用该种语言记述的文本，就无法理解使用该种语言的法律，这是显见的道理。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文盲就不能理解法律呢？其实，对法律的阅读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去”见“法律文本，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化等—去”闻“法律的内容。事实上，除非法律工作者，大部分公民都不会专门、全面地去阅读法律文本，他们对法律的了解与掌握，如“不能偷盗”、“禁止奸淫”等观念的获得，都是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教化等间接阅读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文盲虽然不能直接阅读法律，但只要他具备语言的其他理解能力，仍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理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