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对司法活动的参与表现为对具体的诉讼过程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作为诉讼当事人，也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构成其诉讼成本。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公民个人的诉讼成本主要包括当事人支付的各种诉讼费用，如诉讼费、聘请律师及其代理人支出的费用、参与诉讼活动（如收集证据、准备答辩、调解、参与庭审等）支出的费用和其他耗费、因采取诉讼保全和强制执行等措施而支出的费用，等等。[20]此外，公民在选择诉讼时还会考虑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本，即败诉的风险。从理论上说，任何诉讼都存在着败诉的可能，而一旦败诉，不仅当事人所投入的诉讼成本不能产生任何效益，而且还会导致绝对的机会成本的发生，更重要的是，败诉的当事人可能还要承担所谓的“道德成本”，也称为“伦理成本”。[21]因此，败诉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很大的风险。当然，当事人通过诉讼也可能获得收益，其中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在纠纷中受到侵害的权利获得了补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此外，权利得到司法的保护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种利益，可以增强其行使权利的信心；一些诉讼成本支出也可能获得相应的补偿；等等。对于公民来说，诉讼活动的收益并不总是大于其成本支出的，因此，在决定是否启动诉讼程序从而寻求司法保护时，需要对诉讼的效率进行权衡，只有当他们确信诉讼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诉讼。这种权衡通常会以物质利益作为判断标准，因而是理性的。但即便如此，特定的个人对诉讼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尺度亦可能出现差异，因而会出现富于个性的诉讼。[22]此外，从公民个人的角度看，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的相关类型，[23]这些都会影响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资源投入行为。
司法的社会效率和个别效率虽然有着不同的评价主体和评价标准，但却不是截然分离的，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例如，国家基于司法的社会效率考虑，在较小的区域内设置初审法院，以便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这种安排同时会对司法的个别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当事人减少诉讼中的交通、住宿等支出，从而有利于提高司法的个别效率；而当事人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而付出了调查取证的成本，其所获得的证据有助于法院作出迅速、正确的裁判，从而有利于提高司法的社会效率。显然，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裁判，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当事人来说，都会使其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说，无论是国家投入的司法资源，还是公民个人投入的诉讼成本，都具有同质性，都可以置于同一个价值体系中加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