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是一个典型的模型。自然状态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人的自然平等——具有平等的自由，人在身体力量上的差别对人们产生不了重大的影响，却导致辞人们希望在欲求上也应该是平等的。人的自然平等所致欲望平等以及资源相对匮乏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就会使人们陷于一种争斗。人类天性有三种造成争斗的原因：第一是竞争以求利。第二是防范别人，以保护自己的安全。第三是荣誉，它可能驱使人做侵犯行为。当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使众人慑服时，人们便处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开战的“丛林”状态，虽然这并非总指实际战争状态，但一种相互的敌意却是普遍存在。自我维护是一个不可放弃的自然权利，然而，在一个不加管制的世界中，自我维护何以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一切东西，甚至是另一个人的身体”，这种人人为敌的状态随时给人的生命带来危险，造成人的极大恐惧，人在情感上存在一种摆脱自然状态的强烈愿望。因此，一个政治权力即国家的出现则是人们自我维护所必要的公器。

　　洛克眼中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丛林”状态有很大不同而处于一种几近美好的祥和状态：自然状态是由上帝的道德法所规导的一种社会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按照自然法生活，生来就享有完全自由，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相等，不受控制地享受自然法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不过由于人们是自身的法官，会出现三种缺陷——裁判会有偏见；执行裁判的力量不够；在相同案件下不同人作出的裁判各不相同。因此，为了保障这种补救性措施的效率，人们“甘愿放弃他们各自单独行使惩罚的权利，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14}。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亦在于此。

　　卢梭认为，人类社会走过了从平等到不平等再到新平等的上升过程。自然状态下人是平等的，自然状态解体产生了不平等，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变得腐化、堕落，需要重新设计一个社会制度，签订社会契约是实现向平等的复归。”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找到一种把人们结合起来的形式，来平等地护卫和保障每一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国家应视为使人类逐步摆脱腐化状态的进步力量，自我保存的需要指引人们通过所有人的自由意志订立一个契约，只有这样产生的社会才能够实现正义并建立一种更高尚的道德。真正的国家，亦即理性建构的并继续通过理性的自我控制而行事的国家，能够创造奇迹——它把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变成了一个有智慧的生物。

　　总之，古典契约论者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在自然状态中，人类的自我保存是很难实现的。对非道德的自然权利的享有是人们之间产生冲突的永久性根源，对安全、物质和文化利益的各种名目的需求，像催化剂一样促使充满潜在敌意的自然状态转变成多种形式的政治单位。不管是把自然状态设想为一个普遍的道德共同体还是把它设想为一种原子化个人的简单集合，缺乏一个合法的权威总会存在不便，这就为上述转变提供了动力机制。政治社会就是为了弥补这些缺点而建立的，自我保存是我们服从一个政府的理性基础，因为政府增进了我们自我保存的希望。

　　（3）人民一致同意是国家合法性的前提

　　契约主义的政治合法性预设是，只有当一个制度被其所有成员一致地接受时，这个制度才是政治上合法的。拉非尔指出，政治权威来自人民的同意，人民同意是政治法律权威不可或缺的条件。人民是每一个个人的联合，每个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除非他的同意，否则没有人在政治上从属于他人{4}。因而，当且仅当政治权威产生于平等的自由之运用时，对它的服从才是合法的。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者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也即，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的政治权利之建立及其合法性的维系都取决于人民的同意。同意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的核心。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契约论认为人对自己拥有自我支配的权利。”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都有一个所有权。……一个人能够支配自己，只要他的行为符合其他每个人自我拥有权。从“人人都拥有自我支配权即自由权”这个命题，契约论推出了另一个命题：合法的政府取决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此外，对自由的自然权利也意味着一种自然的平等，因为如果每个人生来就有自由的权利，那么任何其他人也拥有这样的权利。因此，没有谁天生就应该服从其他人的政治统治，自然自由的概念因此是有关同意的政治理论的核心{5}。

　　但契约论不仅仅意味着同意，因为同意可以是一个单向的行为，而契约则是双向或多向的。一个人可能会同意某种现存的事物状态，而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契约则是产生一种新的事物状态。因此，把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建立在契约之上，就是建立在一项协议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一协议产生了这种权威与义务。一个契约通常也会确立立约各方相互之间新的权利与义务，它是一种承诺或诺言的交换，通过它，立约各方取得以某种特殊方式行动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和义务都是有条件的，各方的权利以各自义务的履行为条件，而各方的义务则以对方义务的履行为条件。社会契约论所设想的立约各方的这种关系就是政治权威或国家的基础{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