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新加坡的鞭刑、化學去勢、死刑或體罰皆視為侵害人格尊嚴，以法社會學的合理解釋是人格尊嚴已成為文化歧視或文化偏見—甚至文化武器；就好像白領階級一面高談闊論鄙視藍領屠夫之「非人道宰殺牲畜」，卻一面在杯觥交錯間大快朵頤屠夫為他們準備的大魚大肉。

　　三、人格尊嚴原則欠缺一致性

　　一般不當歧視行為似僅有行政罰與民事責任，與刑法之妨害名譽罪比較，是否有法益保護失衡的問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比例原則[61]？就不當歧視之法本質而言，應屬侵害人格權（或人格法益）進而侵害當事人的生存權、工作權（當然包括尊嚴生活、免於恐懼、職業自由），何以刑法不處罰不當歧視行為？以刑法的謙抑原則或法經濟學的社會成本效益理論可以圓滿解釋嗎？若否，是否意味法律本身固有的歧視性質不處罰本身支持的歧視文化？若是，是否意味法律本身並無歧視性質？或者固有的歧視性質已具備有實質正當性？果真如前者—法律本身並無歧視性質，各國對人格尊嚴的自主性與主體性應有相當的一致性—至少應顯現法學家林東茂所說的「主觀的共鳴」；既是如此，何以各國對攸關自主性與主體性之表現的猥褻罪標準（或新聞自由、性交易合法化）不一？這是否該以文化差異與偏見或歧視解釋？果真如後者—歧視性質已具備有實質正當性，亞洲國家對公然猥褻罪的嚴格取締或刑罰，應具有正當性；例如男藝術家以裸露巨大生殖器諷刺閹割焦慮或陽具崇拜文化，得以嚴格取締或科處刑罰；甚至男芭蕾（Ballet）舞者穿著隱約可見巨大生殖器的舞衣表演或上街，也得以依法禁止—只適當保留適合小生殖器的舞衣之表演；據此推論，胸部過大的女芭蕾舞者亦得以依法禁止穿著舞衣公開表演，人體彩繪、內衣展示、裸體繪畫…等皆得以依法採取事先審查制。在表現自由與公然猥褻罪的人權爭議上，原則可以依法使表現自由退讓。既然如此，應無所謂公然猥褻罪的人權爭議才是。

　　從生物經濟學與法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公然猥褻罪，公然猥褻行為的本質是一種生物競逐交配權的賽局；生物會以類似妨害風化或猥褻行為的方式傳遞（求偶）信號（signal）—類似孔雀開屏或母猩猩展示紅屁股，以競逐（或引誘）交配權。這類行為在高度倫理化的人類社會中，已屬不當性別競爭行為—噴灑香水或釋出Hormone（賀爾蒙）的氣味…等除外—只適合原始時代，極可能導致錯誤的信號示意（signaling）[62]而使人會錯意，引發（至少兩性或兩家族）社會紛爭或衝突。而且，人類的文明已經演化到對這類直接表露性慾的行為予以非難，並將其視為發動性攻擊的準備行為—引發超過臨界點或理性控制的亢奮性慾；套用大陸法系之刑法理論而言，這類行為是自冒風險且伴有「社會危險性」的行為。因此，按照法益理論的說法，這是侵害社會法益的犯罪；亦可見傳統之禮教有其重要性—除了魯迅所詬病的「吃人的禮教」之外。但公然猥褻與藝術或商業廣告之間顯然不易區別，不過因公然猥褻行為入罪化的結果，三者間應有合理區別之必要。

　　總而言之，妨害風化或公然猥褻皆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多數法學者認為應以「社會通念」為斷；而所謂社會通念究何所指[63]，與社會文化實在難以脫離關係—正如所謂之「善良風俗」。因此，這類概念的法理若是以人格尊嚴原則為基礎，或必須衡量與人格尊嚴原則的衝突為基礎，那麼，人格尊嚴原則即有必要考量社會文化差異而修正；否則，難以擺脫其文化偏見或歧視的內在矛盾。

　　肆、刑罰手段與人格尊嚴原則衝突的科學解釋

　　人格尊嚴原則是多義的概念—包含新加坡的鞭刑、化學去勢、死刑、公然猥褻罪或體罰，均被視為違反人格尊嚴原則。因為目前之人格尊嚴原則所涵蓋的外延族繁不及備載，人格尊嚴原則與刑罰之衝突的情形甚多，難以逐一列舉討論。礙於篇幅，本文以下僅討論化學去勢與人格尊嚴原則之衝突，以及禁止酷刑與人格尊嚴原則之衝突，作為討論刑罰與人格尊嚴原則衝突的代表案例。

　　一、刑罰手段的科學解釋

　　反對化學去勢的刑罰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基於司法精神醫學[64]的考量，認為化學去勢將使受刑人的犯罪手段轉趨殘暴；另一種則是認為化學去勢違反人格尊嚴。前者引發一個刑罰論上的爭議—刑罰的本質或目的是什麼；後者則引發法哲學上的爭議—人格尊嚴的法理是什麼。

　　（一）、刑罰論的科學解釋

　　按教科書上的通說，刑罰理論包含報應說、一般預防說、特別預防說[65]。報應說源於自然法，是以「善行善報、惡行惡報」為原則；一般預防說即法經濟學的「威嚇理論」，強調適度刑法可以減低犯罪率，應是以Becker的法經濟犯罪理論為基礎[66]；特別預防說是強調刑罰的教育或改善功能，認為刑罰應有助於改善罪犯的預期行為。

　　其實，從動物學家與人類學家幾十年前的研究，已經知道法規範與制度不過是群居動物的生物經濟學中的一環，用來減低生物維持生存或改善生活的群居成本—即使群居的低等動物（如螞蟻或蜜蜂）亦有類似法律制度的群居規則[67]。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有效維繫社會制度、降低紛爭與交易成本，可以說是以司法能量減少社會的熵（entropy）增加—合乎熱力學第二定律[68]。所以，刑罰的本質或目的是維繫已存在的法律制度與重要法益，或減低維持生存與改善生活的群居成本—簡單說叫「社會成本（social cost）」。

　　源於自然法的報應說在古代的冰島、古代的中國、美國建國初期都很盛行—應是部落社會與封建社會初期的世界潮流，對於維護社會和諧有相當幫助—能減少一些社會成本。不過，難免有過度遵循進化論的物競天擇原則，導致社會經常出現「鬥雞賽局」[69]的失控現象，而引發大小戰爭或家族（黑道）火拼[70]。

　　一般預防說應是屬於政治組織更為健全的群居社會—包含封建帝制與民主政治社會，健全的政治組織有執行公權力的機關，可成為公正的第三者—例如「類封建部落」的酋長或長老會，能設計出比「以牙還牙」的報應說更為精緻的刑罰體系，亦有雛型的獄政管理—如自由刑或勞役刑，顯現「政府」已有能力獨占刑罰權[71]。這樣的刑罰體系當然更具有法和平性，更能避免紛爭擴大以減少社會成本。

　　特別預防說大概與人類的科技文明發展有關；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如行為科學、神經心理學、精神醫學的發展，人類已經了解部分犯罪行為有可能給予強制治療或教育而改善。此外，改善受刑人通常可以改善一個家庭，這樣的外部效益顯然大於純粹給予報應或對社會的威嚇效果。不過，過度的特別預防可能減低一般預防的外部效益—使犯罪率應減而未減，反而增加社會成本。

　　（二）、特殊刑罰手段—化學去勢的科學解釋

　　如果「化學去勢將使受刑人的犯罪手段轉趨殘暴」這個判斷為真，那表示受刑人的再犯可能性相當高，而且這類受刑人已經是「危險人物」；而這樣的判斷已經隱含「行為刑法」轉向「行為人刑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