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三分法
（1）概述
德国犯罪理论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分析行为时采用的三分法：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Tatbestandsmβigkeit）、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和罪责（Schuld，亦译作有责 性）。这种三分法在德国1871年制定刑法典时尚未得到清楚的阐述，它首先是由刑法学说发展而来。（注：Welzel：Dogmatik，第421页。）为论述清晰起见，这里主要以故意既遂作为犯为准。
即使在费尔巴哈的时代，德国的刑法学也只知道一维的构成要件，它包括主体（Subjekt）、犯意（verbrecherischer Wille）、外在的举动（uβere Ttigkeit）、 行为对象（Tatobjekt）以及法律对可罚性（Strafbarkeit）的规定。（注：参见Rüping/Jerouscheck，边码226。）在19世纪期间，刑法学摆脱了这种一维性。从那时以来，行 为构成要件为犯罪行为规定了典型的不法性，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现今人们认为，行 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这一层面既包括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包括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这是“个人不法”（personales Unrecht）理论的结果，“个人不法”将客观和主观要素加以统一。（注：参见Jescheck/Weigend，第238页。）
（2）行为构成要件
在行为构成要件（Tatbestand）中，一方面按照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而包括了客观的行为；另外，按照德国的犯罪理论，这里也包括了主体方面的特性：非身份犯和身份犯。有的犯罪还要求行为必须产生特定结果。行为和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即“客观归责 ”（objektive Zurechnung），同样是客观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故意犯罪中，还要求行为是在明知和有意的情况下作出。故意（Vorsatz）有三个不同等级：“蓄 意”（Absicht）是指要实施行为的绝对意愿（亦称一级直接故意，dolus directus 1.Grades）；“直接故意”（direkter Vorsatz，亦称二级直接故意，dolus directus 2 .Grades）则强调对特定构成要件要素的知晓；最轻微形式的故意是“间接故意”（bedingter Vorsatz），按照目前通行的观点，只要行为人认真地认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 件有可能实现并且对其采取容忍态度，即足以构成这种故意。这里不探讨故意与过失的划分标准，但是需要提及故意和过失的关系，按照新近的看法，这是一种“功能等级关系”，据此，尽管在具有可比性的故意犯罪中不法性和罪责的成分较高，但是过失并非故意的更轻微形式，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注：参见Jescheck/Weigend，第563页；BGHSt4，340（341）。）此外，在德国不讨论是故意还是过失满足行为构成要件的问题。只有在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中明文规定过失造成某种结果时，有关行为才能作为犯罪行为受到处罚。在这方面，德国的法律状况以及法律解释是十分清楚的。（注：《刑法典》第15条。）在没有明文提及过失的作为方式的情况下，只有故意行为才能导致可罚性。在同一罪名中，既因为故意又因为过失而导致可罚性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有责性原则（Schuldprinzip）是德国犯罪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与在中国一样，一项只是由行为人实施、但是没有罪责的行为是不可罚的。只有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可以受到处罚。在德国的犯罪理论中存在广泛的一致意见，即尽管在诸如环境法等领域有一些新的尝试，但是还应当坚持有责性原则，在刑事法领域没有“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的空间。在违反秩序（Ordnungswidrigkeit）法领域情况有所不同，这个领域不被认为属于刑事法，也不具有与刑法可资比较的处罚手段。
（3）违法性
德国犯罪理论的第二个中心问题是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违法性与客观和主观行为构成要件一道构成了某项行为的“不法性”（Unrecht）。如果一项符合行为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具有合法化事由而不违法，那么该行为就不具有不法性特征。这样的行为不应导致消极的后果，这类行为的“受害人”原则上也不能实施防卫。而如果行为违法，它原则上要受到法律制度的谴责。人的行为如果满足刑法规定的行为构成要件，通常来说这也是违法的，因为行为构成要件具有这样的推定效力。（注：Jescheck/Weigend31Ⅰ3，第324页。）合法化事由可以依据法律制度统一性的原则而源于刑法本身，但也可以源于其他法律领域，例如刑事诉讼法、民法或者行政法。最重要的合法化事由是正当防卫（Notwehr，《刑法典》第32条）、“合法化的紧急避险”（rechtfertigender Notstand，《刑法典》第34条）以及被害人的承诺（Einwillig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