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会指出，《合同法》第111条除了关于减价权的规定之外，还规定受损害方可以要求债务人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的违约责任。倘若将其中的减价权解释为形成权，对于受害方享有的“修理、更换、重作、退货”的权利，是否也要理解为形成权而非请求权呢？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将减价权与“修理、更换、重作、退货”的权利区别对待的理由何在？
进而言之，包括赔偿损失以及支付违约金在内的其他违约责任形式，是否也应做类似于减价过程和减价结果的分解工作呢？[30]
其实，民法概念的形成乃是为了说明生活现象，此处的请求权说与形成权说之争，无非在于观察者着眼点的不同。前者着眼于结果，后者着眼于过程。对于第111 条中出现的其他违约责任方式，从逻辑上当然也可以作“过程”与“结果”的区分，比如提出并分析“修理权”、“更换权”、“重作权”、“退货权”之类概念，只是这种区分的意义何在？ 如果没有特别的意义，那就只是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应该摒弃这种做法。为何本文对于“减价”要特别提出这种区分呢？原因在于“减价”问题的特殊性，它只是通过权利人的意思表示即可完成，无须另外借助一些事实行为（像其他责任方式中的修理行为、更换行为、重作行为等） 。一旦法律效果仅凭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完成，这时便恰好符合了形成权质的规定性。而对于修理、更换和重作，除了债权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要有债务人的事实行为配合，才能有一确定的结论：符合债务本旨时使债务消灭，不符合债务本旨时进一步发生相应的债务不履行责任。对于这些债务人的行为，显然构成的是债权人请求的对象。对于第111条中的“退货”，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将它定性为合同解除，另一种认识则将它定性为债权人行使拒绝受领权的体现。[31]但不管是哪一种立场，显然均非“请求”的对象。如此看来，第111条中规定的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及减价，其内部并非整齐划一的事物，而作简单划一的处理，并不合适，必须区别对待。
最后，如果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请求权，当然是要请求相对人为一定的行为，于此场合，请求债务人减价？或请求债务人同意减价？或请求债务人接受减价？减价之内容变更，究竟由谁主宰？ 这些均值得疑问。另外，有理的债权人却要请求理亏的债务人进行减价，这与一般社会观念，亦有不合。
2. 对形成权说的分析与展开
笔者目前认同形成权说，但既有的形成权说，大抵是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的，减价权被解释成为一种解除权（即一部解除权），因为权利人行使这种权利，便当然发生减价的结果。由此产生一项疑问： 减价到底是一部解除还是合同变更？
关于一部解除，以我国《合同法》买卖合同部分的规定为例，是发生在主物与从物（第164条）、标的物为数物而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第165条）、出卖人分批交付的标的物中一批标的物不交付或交付不符合约定（第166条） 场合，其共同特点在于标的物是可以区分的，如果不可以区分，仅存在质量问题，是否还可以适用“一部解除”，诚值疑问。我以为，对于减价权，与其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当然，合同变更又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法》第77条第1款），自无问题。问题在于，可否基于一方的意思而变更合同？ 作为一种形成诉权的变更权在我国《合同法》上是存在的（参见《合同法》第54条） ，但是，是否允许一方当事人依单方意思而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呢？ 这一点从《合同法》第111条的规定来看是模糊的，这也正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