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依照前者通说的理解，可得出结论，针对迟延履行约定的违约金是惩罚性违约金，因为“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合同法第
114 条第3 款) ，或者赔偿损失。但这种理解并没有回答非违约方是否有权继续请求迟延赔偿的问题；如果对此作否定回答，那么违约金不就是对于迟延赔偿额的预定吗？既然属于赔偿额预定，又说是惩罚性违约金，岂不自相矛盾？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我也曾主张认为，第114 条第3 款规定的“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应当解释为针对迟延履行的纯粹的惩罚性违约金。法律在这里允许惩罚性违约金，并非迟延赔偿额的预定，因而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场合，债权人在享有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的同时，还可以主张履行请求权，如果因债务迟延履行受有损害，则仍然有权请求赔偿(迟延赔偿) 。[7]但现在看来，这一解释并不完美，因为它与大家普遍接受的规则有冲突，即当 不能断定是属于赔偿性违约金还是属于惩罚性违约金时，解释为前者，此即所谓“以赔偿性违约金为原则，以惩罚性违约金为例外”。另外，如果第114 条第3 款规定的是惩罚性违约金，为什么只对迟延履行规定呢？这些解释上的困惑，促使我反思以往的理解，考察惩罚性违约金的来源。
鉴于目前国内认识的这种迷混状态，下面依年代次序，对汉语法学著述中有关的表述做一简要梳理。
1. 胡长清(1935 年)
“关于违约金，自来立法有两种意义，有以其为债务不履行之制裁者，有以其为预定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总额者，如为前者，则债权人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不但得请求支付违约金，且得请求本来之给付。反之如为后者，则债权人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请求支付违约金与请求本来给付，只得选择其一。”[8]
2. 梅仲协(1943 年)
梅仲协先生认为“违约金之目的，在保证契约之必能履行，且减轻债权人就债务不履行或不为适当履行所受损害之举证责任。”[9]另外，就支付违约金之法律上效果，作了二种区别，其一，约定就债务不履行而给付违约金者，债权人得请求债务之履行，或违约金之支付，是之谓债权人之选择请求权。是故债权人一经请求违约金之支付，即不得复行请求债务之履行。唯在债务人不为债务之履行，债权人请求不履行而生之损害赔偿时，依当时的中华民国民法第250 条第2 项上段之规定，除当事人另有订定外，应以违约金之金额，视为损害赔偿之总额。债权人就该项金额之限度内为请求时，不负举证之责任，债务人亦不得主张损害实额少于违约金金额，而请求减少。其二，约定就债务不于适当时期，或不依适当方法履行即须支付违约金者，债权人于债务人不履行或不为适当履行时，除得请求违约金之支付外，并得请求因不履行或不为适当履行而生之损害赔偿(民法第250 条2 项但书) 。例如甲对乙约定，若不于5 月10 日以前，将机件交付者，愿支付违约金1000 元。于此情形，倘甲不于适当时期交付其机件，则乙可就违约金之支付及债务不按期履行而生之损害赔偿，一并为请求。[10]可见，在梅先生的观念中，履行迟延场合，债权人可以同时对违约金及迟延赔偿一并请求。
3. 史尚宽(1954 年)
“违约金，依各国之立法有两种性质。其一以违约金为债务不履行之制裁，称固有意义之违约金。其他以之为损害赔偿额之预定。有制裁性质之违约金，为对于债务不履行之私的惩罚，以确保债权之效力为目的。故债权人得于本来之给付外，并得请求违约金。反之有损害赔偿性质之违约金，以确定赔偿额为目的，债权人惟得选择请求本来之给付或请求违约金。”在史先生的著述中，使用的概念是“有处罚性质之违约金”(或有制裁性质之违约金、惩罚性之违约金) 与“有损害赔偿性质之违约金”。[11]“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是否得与本来之给付一并请求违约金，抑仅得请求违约金，应以其所约定违约金系就不完全履行为之抑就全 部不履行为之，而解答不同。当事人究就何者为约定，违约金之数额通常可为解释当事人意思之主要标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