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子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威服。（《尚书·舜典》）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共工、鲧是黄帝部族的两个氏族首领，欢兜是三苗族一支部落的首领，他们因叛乱或犯罪而像三苗一样，被处以流放和殛的刑罚。
　　上述阐释和引证，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劓、刵(刖)、椓(宫)、黥之肉刑是苗民在攻打异族时创设的，也可以说是发轫于战争；二是流、放之刑也是与战争有关的，它们被用于对战败、叛乱或违犯军纪者的处罚。这是一种不同于常论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否成立，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9]
　　二
　　夏商周上古三代在中国历史上统称为青铜时代。[10] 青铜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史前史的结束和原始社会的终结。与此同时，中国最早的政治组织形态──国家和法在原始萌芽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相对其他文明，这个过程是相当缓慢和激烈的，国家与法正可谓是血与火的产物。古代文献对此有很精炼的描述：
　　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吕氏春秋·荡兵篇》）
　　争即战，争战(征战)二字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国国家与法(以刑为中心)的直接成因和所经由的具体途径。上古三代的法律分别统称为禹刑、汤刑和九刑。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统称，汤刑是商朝法律的统称，九刑是西周刑律的统称。[11] 三代之刑实也是征战或与征战相关的结果。
　　史前时以黄帝为首的炎黄部族在击败蚩尤和三苗后，取得了对整个黄河流域和淮河及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建立在原始萌芽状态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因而，部族首领的产生仍采取“禅让”的民主方式。但是到大禹时，这种方式遭到了破坏，夏禹之子启凭借其武力，诛杀了应受禅位的益，夺取了帝位。启破坏传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氏族的不满，有的表示反对，有的举兵反抗，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有扈氏的叛乱。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战前作《甘誓》。《甘誓》是禹刑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此，《史记》有以下记载：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
　　从引文中可以看到，《甘誓》乃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军令。夏启把召集六卿攻打有扈氏，说成是奉天之命，对于战斗中执行命令者有赏；不执行命令的，不仅诛杀其人，还要罚及其子女。这种军令性的誓言和法律史上所说的典、谟、训、浩、政、刑、范等，共同构成了上古三代法律(以刑为中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12]
　　作为禹刑核心内容的肉刑，最早是苗民攻打异族时创设的，在舜帝镇压三苗后，又把它吸收过来，发展成为以剕(即剕、刵、刖的转变，意为割小腿肚)、劓、杀、宮、墨(即黥)为中心的刑罚体系。[13] 到夏启夺取帝位时，因发生叛乱而引起战争。于是，夏统治者以舜的刑罚体系为基础，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在述及此事时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洪范》里面。据考证，《洪范》是夏禹时期所制定的成文刑法典。[14]《洪范》以五种扑抶和墨、劓、膑、宫或椓以及大辟等肉刑组成刑罚体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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