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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物价稳定与生产发展的矛盾传导效应。在设其他生产要素为恒定值的情况下，生产发展将使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增加，从而造成工资率提高。在总需求没有增加时，生产成本的上升会引起物价的上升。因此，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物价稳定与生产发展存在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必然反映到国家定价权与企业定价权、宏观调控权与生产经营权、劳动权与消费权等法权关系中。
其六，充分就业与公平社会分配的矛盾传导效应。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拉动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会使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使非工资收入者的非货币资产升值，从而发生不利于前者有利于后者的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工资收入者与非工资收入者之间在财产分配、非劳动收入、税收等方面存在法权关系上的明显矛盾。既避免“贫穷的平等”，又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应当成为经济立法的一项重要目标。
其七，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传导效应。生产力高速增长特别是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往往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而保护环境的措施，又往往成为生产力继续增长的制约因素。两者的矛盾，将导致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与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的环境权的矛盾。
其八，资源重点配置与地区、部门平衡发展的矛盾传导效应。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化经济效益和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平衡发展，是既统一又对立的经济发展目标。前者要求在资金、贷款、能源、原材料、运输力和配额等方面，对重点行业、企业和地区给予积极支持；后者也要求将上述资源在非重点行业、企业和“老少边”地区给予帮助，以求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样，经济平等权与经济优先权的合理分配和合理行使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其九，规模不经济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传导效应。经济效益差是诸多经济矛盾的症结所在。小规模企业大量存在，布点过于分散，又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与大中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争市场；设备小型化严重，设备利用率低，工艺、技术落后，生产要素得不到综合利用；“小而全”的全能式企业专业化水平低。因此，不规模经济是制约提高经济效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规模经济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使生产许可权、产品类别限制权、能源配额权、质量监督权、差别征税权与设厂权、投资权、生产经营权仍然存在着不统一的状况。
其十，国内经济平衡与涉外经济平衡的矛盾传导效应。国内经济平衡要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价值形态上平衡，也要求在实物形态上平衡。商品进口、技术引进和对外负债的增加，意味着涉外经济不平衡乃至国际收支关系恶化；而涉外经济平衡则意味着国内再生产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不能有效实现，从而影响国内外供需平衡，影响正常的比例关系。这个矛盾，决定了在法律上必须确定在维护国家主权基础上赋予涉外经济权限的界限，即涉外经济权限“开放度”。根据经济合理性和合宪性原则确定“开放度”，有利于协调进出口限制权、进出口商品检验权、汇率调节权、外汇管理权、涉外税权、外资管理权与对外贸易权、土地使用权、技术引进权、外债权、涉外工业产权、特区产品内销权的矛盾，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增强国内经济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承受力。
没有经济矛盾便没有经济过程本身。经济过程的矛盾永远是完善反周期法调整机制的深刻源泉。基于经济—法权矛盾传导效应原理，反周期法总是这样：每当经济过程中的矛盾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发生影响时，国家就采取措施，加以调整，如果调整未能奏效或又出现了新矛盾，再加以调整，如此循环往复。由此而论，反周期法机制亦是动态的、不断修正的系统，是在法规范与经济时有对立、时有适合的关系下谋求国民经济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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