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必须程序规范和透明
那么第三个问题，应该说国家干预的手段和方式。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涉及到国家干预的定型，第二个是国家干预的度，第三个就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那么应该说这个问题在现在来说，主要的是如何使得公权力干预私权利的时候，能够对它的行使方式有一个更明确的规定。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至少有四点，我们可以考虑。刚才吴敬琏教授也讲了，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的宏观干预的手段，哪些是，哪些不是，应该怎么来看呢？第一，应该说它需要确定权限范围，我们现在对于行使国家干预手段也好，权限往往不明，不仅包括中央各个部门，中央跟地方也好，这些权限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我们国家有一个很独特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法律里边有一条是可以很模棱两可的解释，就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你目的是违法的，那么你法律形式都完备了也不行。我想起了香港有这么一个案例，香港有一个富人，他在生前委托了律师做了十五、六个信托文件，而这十五、六个信托文件做了以后居然避了遗产税，一分钱都不交，香港政府提起了诉讼，一审，二审都是香港政府胜诉，到了三审的时候是香港政府败诉了，法院说 这都是按照法律来定的，所以我不能说它是违法行为。如果在中国，这个肯定是中国政府胜诉的，就以一条，你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规避纳税就完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仅要有权限里边明确的分工，我们还需要在程序上非常的明确。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程序化的东西，法律化就是程序化，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序化操作的规定，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不完善的法制的环境。第二，就是透明化。我想现在这种宏观调控，更大程度上需要有一个透明的机制，包括和市场经济主体的这种对话，或者听证。我们现在这种公权力行使的透明化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引起了注意，我看在宏观调控里这个问题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第三，就是公权力的行使的手段。因为公权力是很强大的，私权利去侵犯一个私权利这个很好解决，告到法院就可以，但是如果一个强大的公权力侵犯了私权利，那么私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呢？尤其是中央的一些机关，一般的行使行政诉讼的权力还不行，因为他可能涉及到的是抽象的行政行为，所以 中国必然要加强司法审查的制度和
宪法审查制度，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我们在宏观调控里边出现的争议和一些问题，我们 往往只能够说，私权利益在公权利益面前缺乏救济的手段。当然现在报纸上登了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我们的执政党也要实现相应的变化，如果党政不分，也仍然存在着在宏观调控里边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所以我概括起来就是三点，第一，公权力和私权利里边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只要在市场经济主体享有合法权力的情况下，他的权力应该得到全面的保障。第二，公权力可以限制私权利，可以制约私权利，但是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够限制和剥夺私权利。第三，私权利受到公权力的行 使要有一定的程序操作的规范，而私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应当有包括一般诉讼以外的司法审查和
宪法审查的救济手段，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宏观调控做得更加完善。（根据录音整理， 未经主讲人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