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之前，最重要的是对测量对象的本质有一个理论上的准确把握。因为，对“刑罚 轻重”这个术语所指的实际内容，完全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认为刑 罚的轻重是犯罪的轻重在法律中的直接反映，有多重的罪才有多重的罚。按照这种理解，对 刑罚轻重的测量，就等于对犯罪轻重的测量。其实，这种理解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 犯罪并非某种纯客观的对象，而是主体化的客体。什么行为被称为犯罪，什么行为被定义为 严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与犯罪之间的冲突关系，取决于立法者怎样看待各种危 害行为。因此，与其说刑罚的轻重反映了犯罪的轻重，倒不如说，刑罚的轻重是犯罪与社会 之间冲突关系激烈程度的表现。既然刑罚的轻重除了反映犯罪的轻重，还包含了来自社会控 制方面的某种主观因素，那么，当我们把握刑罚轻重的内涵时，这些主观因素当然也应进入 我们的视野。
具体来说，刑罚的轻重至少要受制于以下三方面的影响：第一，在立法者看来，某些被犯 罪所侵害的社会利益对社会而言的重要程度。一般说来，在立法者看来越重要的利益，如果 受 到某种行为的侵害，那么，该种行为越可能被规定较重的刑罚，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 ，刑罚的轻重是犯罪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主观反映。这种关系的冲突性质越明显，冲突的 激烈程度越大，反映在刑罚的设置上就越重，反之则越轻。第二，刑罚作为统治资源的有限 性（注：陈正云：《
刑法的经济分析》，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不论立法者在多大程度上对此持清醒的认识，投入多少刑罚资源与预防减少多少犯罪 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以刑罚效益的形式影响着刑罚的轻重。这种影响主要源于立法者对 未 然犯罪预防控制效果的前瞻，通过对犯罪与刑罚之间关系的功利权衡起作用（注：梁根林：《刑罚结构论》，第61页。）。因此一般说 来，当立法者认为某种刑罚资源的配置不足以有效预防未然的犯罪时，就可能以更重的刑罚 投 入取而代之；反之，则可能设置较轻的刑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的轻重，是犯罪控制效 果的主观反映，或者说是社会与犯罪之间反应与被反应互动关系的主观反映。控制效果越差 ，刑罚投入越不足以获得预防犯罪的结果，反映在刑罚的设置上就可能越重，反之则越轻。 第三，立法者自身对痛苦及其程度的感悟和内省，也可能对刑罚轻重构成影响。对已然犯罪 “恶有恶报”的报应思想和着眼于未然犯罪及人身危险性的功利思想，实际上都深深根植于 立法者的观念中，只是因时因地因人而程度各异而已。很久以前，立法者认为只有剖腹、活 埋、活剥、肢解、凌迟、火刑、轮刑等刑罚才够得上“恶报”，才足以给犯罪人带来痛苦 ，于是才规定了这些残酷的刑罚。随着文明的推进，人们认为电椅、注射等死刑执行方法已 完全属于“恶报”了，因而便摈弃了那些野蛮的刑罚（注：[法]马丁·莫内斯蒂埃：《人类死刑大观》，袁筱一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越追求人 道精神的体现，说到底，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表现在刑罚的轻重上就越轻缓。因此， 刑罚的轻重，又是社会人道精神、文明程度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