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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国的就业置换效应
跨国并购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即置换效应和刺激效应。置换效应是指与本来可以在母国进行的海外生产活动相联系的工作机会的丧失。这样的移置包括海外子公司在外国市场销售本来可以在母国生产而后出口的商品所造成的就业机会的损失，也包括外国子公司把商品进口到母国所引起的工作机会的牺牲。而另一方面，刺激效应则导致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也就是说，生产向海外子公司出口的资本商品的额外的就业机会；母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工作机会；跨国公司本土机构人员需求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内其他公司为向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务所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置换效应与刺激效应之差就是跨国并购对母国就业的最终影响。
就业效应与跨国并购的类型和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出口导向型的，有助于为母国的出口部门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如出于寻求低工资生产地的动机，则会带来母国蓝领工作机会的减少；资本密集型的跨国并购，对母国的就业机会影响较小，而劳动密集型的跨国并购，则可能对母国的就业移置带来较大的影响。
2、东道国的就业保存效应
在就业方面，外国投资者可以产生两种效果：创造就业和保存就业。通常以创建方式的直接投资代表新创造的就业。以跨国并购方式的直接投资尽管不创造直接就业，但可能有保存就业的效果，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投资，可能会增加失业。例如，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是以并购企业的方式进行的，其就业效果更多地体现在保存就业方面。
跨国并购除在东道国具有保存就业的效应外，还能够通过“波浪效应”（Ripple effects）增加就业。在制造业部门的一些大宗并购案，这种效应尤为明显。因为并购后的扩建增产计划会引来许多零部件的供应商，并带动周围地区服务部门的发展，通常这种“波浪效应”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原就业人数的3倍左右。
当然，上述就业效应是建筑在成功的跨国并购的基础上的，对于那些不成功的或是出于投机动机的并购行为，带来的就业效应可能就是负面的，即就业机会的丧失。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投资者罗伯特.卡姆皮。他所拥有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年销售额仅为2亿美元左右，却于1986年收购了一家年销售额达45亿美元的零售服装的连锁同盟商店，收购价为36亿美元。作为小鱼吃大鱼的直接后果，卡姆皮背上了巨额债务。为偿还债务，他在短短几个月里卖掉了24家分店中的16家，使4000名工人失去工作。1988年，卡姆皮又出资6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零售业公司－－联合百货商店。在卡姆皮接手联合百货商店后的几个月内，他又卖掉了一批分支机构，解雇了6500名工人。
三、竞争效应
对东道国而言，国内并购意味着产业的集中和可能出现的反竞争状况，而跨国并购至少在并购当时不改变市场份额和竞争格局，它所改变的仅仅是竞争者的身份。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种竞争者身份的改变能有效地增强东道国国内的市场竞争效应。
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外国并购所带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尤显重要。埃格诺尔公司（Egenolfs）原是印第安纳州一家小型印刷机械公司，1979年，正当公司处于停顿状态，仅靠修理印刷机度日时，被西德的老牌印刷机制造商科因.鲍威尔公司（Koeing Bawer）所并购。此后，埃格诺尔公司引进了德国公司的专利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迅速增加了实力。到1985年时，职工人数已经从原来的40人增加到115人，目前，这家公司的某些产品不仅在美国市场上很有竞争力，而且也通过科因.鲍威尔公司的销售网出口到了欧洲。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跨国并购可能导致的反竞争效应表示出种种担忧。他们认为，跨国并购容易引起国际性生产与购销的集中和垄断。跨国并购尽管可能会受到以国际组织和国际惯例的制约，但与国内市场约束相比则又宽松得多，因而其负面效应也更大些。例如，跨国并购的巨型化将会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垄断，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受到遏制、民族文化遭到侵浊、资源遭到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随着工业文明的延伸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扩展，发达国家控制着信息、科技和管理等无污染行业，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进一步沦为加工厂、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等。因此，跨国并购的发展必须受到某种控制和引导，否则，其负面效应会越来越明显。企业跨国并购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出现国际性的生产与购销的集中和垄断。这种集中和垄断产生于竞争，又反过来限制竞争，从而，有可能使跨国公司操纵市场与价格，使广大消费者遭受损失，使并购所在国乃至并购发出国的国民经济受到损害。
四、经济自主权效应
前面叙述的许多效应对东道国说来既可能是收益，也可能是损失，但是跨国并购在东道国经济自主权方面的影响则总是被人们看作是付出的一种成本。即使跨国并购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东道国经济自主权的某些损失。这些问题基本上出自于跨国企业的国际特性，由于跨国企业所追求的某些全球目标制约了各个子公司的种种政策，因此，最后决策并不是在目标公司所在地作出的。有关投资决定和财务政策，销售、购买、雇用和贸易政策可能全部由母公司作出。这些都给东道国造成成本问题。例如，由于产品和市场发展政策的集中化，就可能在销售和市场领域给东道国在主权上付出代价。在发达国家，实际上强调得最多的问题，是由母国的研究与开发的集中和协调所造成的技术依赖。上述这些领域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都属于称之为长期的，战略性的和计划性的领域。企业家类型的决策职能可能与包括生产安排、成本和预算、劳资关系、保养维修等短期经营决策领域是不同的。总之，凡是外国直接投资数量越多的东道国，它们在上述战略领域中依赖外国决策的程度就越大。这意味着，该国经济将变得更依赖于背离自力更生的增长。
人们还没有评价跨国并购对发达国家东道国和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影响是否不同。然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制定了各种广泛的发展目标，以致于跨国并购的影响明显有很大差别。由此，跨国企业会给东道国带来有害影响这种可能性，在发展中国家就更加现实。在较发达的国家中（除了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害怕失去主权和自主的问题常常并不尖锐。同时，工业大国至少有能力提供更有效的抵消力量去对付外国跨国公司。至于那些既是母国又是东道国的国家，它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做大生意”的伦理学。同样，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都是资本充足的国家，并拥有高收入的顾客，因此，那种得到不适用产品或不适用技术问题，在那里几平并不存在。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也会有重大的潜力吸收跨国企业带来的知识，也可能与外国跨国企业作有力的竞争。在所有这些方面，工业国似乎可能从跨国企业带来的利益中得到更多的份额。由于同样原因，这就是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从跨国并购的经营中增加它们的净收益或减少净损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能否设计出管理和控制跨国并购的有效方法。
如果最终决策权保留在国外的母公司手中，那么，跨国并购不可避免地使东道国的经济自主遭受某些损失。由此，它削弱了东道国政府在实施其税收、贸易等预期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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