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责任阻却的问题上，“期待可能性”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通常认为，期待可能性的欠缺，可以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特别是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的统一解释原理。[19]然而，何谓“期待可能性”，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欠缺，这仍是极为抽象的问题。因此，将典型的欠缺期待可能性的情形予以类型化整理，就成为指导司法操作的一种重要思路。当下，关于期待可能性的类型化成例主要有：紧急避险、不可抗力与强制状态下的行为等。

　　（二）犯罪行为的类型化与犯罪人的类型化

　　在刑事古典学派的词典里，“犯罪是行为”乃是天经地义的准则。犯罪论的核心应当定位于行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设定，应当围绕行为的实体结构而展开。由此，古典学派的构成要件理论致力于对各种犯罪行为样态和法益侵害形态的具体化，致力于行为的类型化设定，就不足为奇了。

　　在刑事古典学派那里，也并非完全无视“犯罪人”。只是，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犯罪人被抹去了具体的面孔，成为某种模糊的存在。犯罪人被化约为一个“理性人”，[20]除去“意志自由”的特质之外，不具备任何其他的、可辨识的气质特征。这是一个没有脸庞、千人一面的“大写的人”，这是一个被抽干血肉、毫无生气的虚像。此种“犯罪人”形象的简略化与抽象化，不但使得刑法学理的建构完全围绕行为而展开，“理性人”仅仅成为某种归责的预设；而且，使得司法场域中对“犯罪人”的关注严重缺席，犯罪人在背景、个性、人格上的差别被彻底忽略。“犯罪人”成为一个四处游荡的孤魂，在体系与实践上没有着落。

　　刑事古典学派的此种“目中无人”，成为刑事人类学派的主要攻击目标。因为，犯罪毕竟是“人”的行为，刑罚施处的对象也只能是“人”。这一点，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人”不但是一切犯罪行为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是一切刑事处遇的终极目标。因此，“犯罪人”不但是刑事科学的出发点，而且是其必然的归宿。对于“犯罪人”的丰富多样性的理解，对于“犯罪人”复杂人性的把握，将会在相当意义上决定刑法学的境界与层次。

　　对“犯罪人”的具体关注，首先从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开始。在他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根本没有意志自由可言，人的行为是受遗传、种族等先天因素决定的。由此，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龙勃罗梭提出了震惊世人的“天生犯罪人理论”。[21]正是这一理论，标志着刑事法学的某种华丽转身--从研究犯罪到研究罪犯，从关注行为到关注行为人。进而，龙勃罗梭将犯罪人区分为三种类型：“遗传性犯罪人”、“偶发性犯罪人”、“情感性犯罪人”（或称激情犯）。其中，遗传性犯罪人又可进一步分为天生隔代（遗传）犯罪人、癫痫症犯罪人、精神病犯罪人；偶发性犯罪人又可分为假犯罪人、倾向性犯罪人、习惯性犯罪人。可以说，龙勃罗梭不仅开辟了犯罪人的实证研究进路，而且唤醒了对犯罪人复杂多样性的关注。作为龙勃罗梭的高足，菲利（Enrico Ferri）也认为，不能仅仅将犯罪人视为抽象的符号，抹煞其丰富而生动的人格特征，犯罪人必须被当作具体的、鲜活的、有着特殊个性的人。秉承这一思路，菲利将犯罪人分为五个类型：生来性或本能性犯罪人、精神病犯罪人、激情性犯罪人、偶然性犯罪人、习惯性犯罪人。[22]继起的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加罗法洛（Raffaele Garofalo），仍然延续了对犯罪人的类型化分析范式。不过，在具体的类型化进路上，他与龙勃罗梭、菲利均有不同。他将犯罪人区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自然犯罪人又可被区分为四类：凶杀犯、暴力犯、缺乏正直感的罪犯、色情犯。[23]

　　经过龙勃罗梭、菲利和加罗法洛等学者的努力，[24]“犯罪人”从幕后回到台前，从一个抽象的、没有脸庞的符号，逐渐变得轮廓清晰而丰富生动。认真地清理这段历史，我们分明地看到了犯罪人从一个“抽象概念”逐步发展成“具体类型”的整个历程。正是类型思维，将犯罪人从古典学派那僵硬、混沌的历史存在中唤醒，还其以生动、可感的具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