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论的阶层上，违法性判断的核心内容在于，行为是否在实质上违背了法秩序。这一评价是以法秩序的基本理念为硬核，从而鲜明地体现出价值评价的色彩。无论是将违法性定位于“法益的侵害”，还是“伦理道义规范的违反”，它都显现为一般性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以行为本身为对象，但却突破了行为在社会生活上的、经验上的通常含义，而是站在某种规范性的，甚至是超规范的立场上来分析、展开的。[17]通过构成要件的规定，这种抽象性的、一般性的价值评价，被具体地、类型性地固化在刑法规范之中。也就是说，构成要件不仅是宣告了具体化了的危害行为，而且也同时宣告了被特殊化了的违法，宣告了被类型化了的价值评价。正是在此意义上，构成要件才作为“违法类型”。

　　另一方面，有责性判断的核心则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可谴责性，从而是否应对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尽管在责任的本质上，在可归责的根据上，仍存在“道义责任论”、“规范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等多重对立，但是，无论哪种观点，都早已超越经验意义上的事实描述，而跨入价值评判的疆域。同样，与违法性评价相仿，这些抽象的、普遍的价值评判，也必须经由一个个具体的构成要件来加以贯彻和实现。在此意义上，构成要件才作为了“责任类型”。

　　由此，从“行为类型”到“违法类型”、“责任类型”的演变，绝非某种水平方向上的发展，而应当被视为从“经验类型”向“理念类型”的进化。在“违法类型”与“责任类型”之中，经验性的行为类型，只是提供了某种必要的、取向上的帮助。它使得我们对拟规整的对象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的规范调整提示方向。但是，构成要件并不能由这种经验性的行为类型直接规定，它还必须在经验类型的基础上，参考某些重要的价值观点，加以适当的改造与锤炼。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型塑，抽象的价值观点开始渗入到构成要件之中，并通过一个个的构成要件得以具体化和特定化。

　　当构成要件同时作为“行为类型”、“违法类型”与“责任类型”而被视为三位一体的复合形象时，经验与理念就在构成要件中迎面相遇。立法者确立构成要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法律理念与经验事实间来回顾盼、反复调适的过程。这是一个理念不断趋近于经验事实，而经验事实亦不断趋近于理念的双向运动。要使得这两者形成对接，必须借助于某个中介，即某个使理念与事实取得协调的第三者。构成要件就是此种沟通“实存”与“当为”、“事实”与“价值”的媒介。其义理正如：挖掘隧道时，要使两端融会贯通，必须寻求某个中点，以使得从两端开始的挖掘能够对接。而正是在构成要件之中，生活世界中的经验事实被不断地整理成型，并不断地被揭示出其与刑法所关联的规范意义；也正是在构成要件之中，抽象的法理念被不断地具体化，不断地与生活世界拉近，并显示出其与具体经验行为间的关联性。在构成要件之中，经验与理念得以相互逼近、不断调适，以至最后形成对接。

　　（三）“规范”与“类型”的沟通：以构成要件为契机

　　上述分析表明，构成要件可被视为类型。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构成要件蕴含于刑法规范之中，其本身就构成了某种行为规范或裁判规范。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一个问题便自然浮现：类型与规范之关系如何？能否以及在何种限度内可将规范视作类型？可以说，以构成要件理论为中介，类型思维与规范思维之间的关系开始被想象，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被贯通起来。

　　规范与类型之间的沟通，可以着眼于三个层面：首先，从逻辑层次上看，无论是规范还是类型，都处于某种“中等抽象程度”的地位。规范不但比原则、理念来得具体而生动，而且更比个案来得凝练和恒久。规范（规则）恰好处于抽象理念与具体个案之间。规范的这种“中等抽象程度”，与类型之“中间地位”具有天然的类似性。类型正是抽象中之具体者、具体中之抽象者。其次，此种逻辑层次上的相似地位，决定了两者在体系功能上的接近性。由于抽象理念与具体个案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因而，在两者之间无法自由地跨越。我们无法将抽象理念直接适用于个案，亦无法将个案直接归于某个抽象理念。要实现两者的对接，在体系上需要规范或是类型，作为调和与沟通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规范与类型都具有某种贯通抽象与具体的体系连接功能。再次，从经验世界与价值世界的沟通上，两者也有着相似的意义。正是在规范或类型之中，杂乱的生活事实被规整化、条理化，并开始显示出其价值关联性、理念规定性。也正是在规范或类型之中，抽象价值被具体化、特殊化，并开始显现出与生活事实的关联。规范或类型，成为存在与当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沟通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