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讼卦到底有没有儒家的“无讼”观呢？笔者经过粗浅的分析，觉得讼卦非但没有儒家的“无讼”观，甚至根本就是反对孔子的那种“无讼”观的，[10]“易传”解是“以中正也”，以卦辞解为“利见大人”，以彖辞解为“尚中正也”，以听讼其结果为元吉，那么听讼者的态度和立场是很明确的，显然能明辨是非，如果以“吾犹人也”随便乱“听”或者不“听”，大人焉见其“尚中正”之德？即使认真“听”了却又草率以断，不能妥当处理，又何以“利见大人”后有“元吉”之相，使当事人满意呢？显然，这根本与孔子的“听讼”观念相差过远。传统中国是“熟人社会”与西方不同，人们对讼事的厌烦可以理解，但是《周易》中却并无所谓的“无讼”观念，而是寄希望于当时的行政首长（也许还是行政司法合一）给人们以明确的交待和妥善的处理。
在此不妨附上宋代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对讼卦之论，权作补充可矣。“……以听于其上上之人，为之审其情伪而断曲直，然后强者不得以凌弱，众者不得以暴寡，老幼有飬茕独有收，然后生民之类日以生息，是故讼者圣人之所不能免也，自生民有欲因而讼作矣”；有讼而不得解，其后果很明显，“世之腐儒遂以讼为衰世之事，夫使民生而无欲，欲而不争，争而不灭，则所为立君臣，设官府，建礼义，辨名分，听民自得如猿狙麋鹿跳踯于山林，是圣人之罪也，君臣上下茍不可废，则又何恶为讼哉”。林栗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有此卓识实在令人击节而赞。又论听讼曰，“上有刚明中正之君，然后下有公言退听之事，天下之人有所不平于其心而皆有所赴愬焉，然后王泽下流而无壅，民志上通而无滞，是故圣人有取于讼也”。此处虽以九五为君解卦，但所论听讼之重要性可见，“说者皆以讼为小人之事，终止则吉，终成则凶，夫民有所不得其平，然后讼以求直，既讼而无成，则曲直不分而乱人逞矣，何贵于明君在上而有所赴愬哉”。[11]最后总结道，“子曰，讼元吉以中正也；书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九五之谓矣”，认为“十翼”为孔子所为以及大赞王道乃历史语境中的时代局限，但其对于听讼之主的品德以及听讼之重要性解的非常到位。如果都像孔子那样在听讼时伤叹“听讼吾犹人也”，岂非“听民自得如猿狙麋鹿跳踯于山林，是圣人之罪也”？像孔子这般如此重视礼教尊卑之人，又何以使“王泽下流而无壅，民志上通而无滞”呢？这进一步说明孔子所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立场，是与《周易》讼卦含义背道而驰的。卦中根本没有“无讼”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