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藻镕则结合民初正在进行的民律草案修订工作，对失火人民事责任提出以下看法：“失火人之责任如何？各国立法，凡关于民事上之责任，渐由过失主义而倾于结果主义者，实由于社会之情状，已有变迁故也。惟本问题，可否适用该原则，是一疑问。夫失火之为用颇广，其危险之程度尤大，偶一不慎，不但失火人自己之性命财产，烧失殆尽，即他人之生命财产，为其侵害者，亦常事也。故自一方观之，似应适用上述原则，加重一般人之责任，以促其注意；但自他方观之，苟不问失火人有无过失；或过失之重轻，使其任赔偿之责，不但事实上有所不能，即人情上亦不愿也（例如失火人虽有巨万之家产，然损害过大时，亦不能尽其赔偿之责，况无产者乎？）。”{21}
对于失火者法律责任之承担问题，学者王凤瀛亦曾专门撰文，其主张如下：“日本制定单行条例，学进谓日本房屋，多以竹木造成，且四面滨海，微风煽动，易致蔓延，故限于重大过失，始令失火人负赔偿责任。吾国情形，与日本略同，是宜采用其例，应与习俗不相扞格，失火人亦不致负担太重。” {22}
综观以上学者所述，可见其对于失火民事责任的确定问题，在认识上基本是肯定《大清民律草案》第945条后项将失火之侵权赔偿责任限定于“重大过失”之规定。其所持理由中，又有二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若不问过失程度使所有失火行为均承担赔偿之责，必将使赔偿人范围扩大，而普通人对于此等损害大多赔偿不能，因而可能导致法律之规定徒成具文；其二，法律不应与习惯及社会一般观念相悖，更不应该明显背离普通人之生活经验。
四、民国时期侵权行为立法与失火民事赔偿责任的扩大化
1922年春，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议案，大会议决由各国派员来华调查司法，政府即责成司法部对于司法上应行改良各事，赶速进行，并饬修订法律馆积极编纂民刑各法典。该馆即参详《大清民律草案》，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并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于1925年至1926年完成草案，是为《民国民律草案》。草案拟就时适值政变，法统废弃后，国会迄未恢复，故此草案未能成为正式民法法典{16}747。
《民国民律草案》大抵由《大清民律草案》改订而成，体例上也与其基本相同，惟债权编被改为债编[12]，并间采瑞士债务法。此草案曾经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理援用{16}748。
《民国民律草案》债编中的侵权行为条文，亦是在《大清民律草案》相关条文的基础上损益而成，然编排结构与条文用语均有所变化。例如，不再将侵权行为作为一章单独编制，而是将其安置于债编第1章通则第1节“债之发生”的第2款内。设第246条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其规定如下：“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有伤风化方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亦同。”该条再次确认《大清民律草案》中的过错归责原则，并规定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故意加损害于他人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作为对前条之补充，其第247条又移用《大清民律草案》第946条之表述，即规定：“因故意或过失违背保护他人之法律者，视为前条之侵权行为人。”{23}明确了因故意或过失违背保护他人之法律者的侵权责任。
不过由于急于和欧陆等国民法“接轨”，《民国民律草案》删去《大清民律草案》第945条后项关于“失火事件”之例外规定，主要因为德瑞等国民法典对于“失火”事件，并无特别规定，而与其他侵权行为一样，承担的是普通过失责任而非重大过失责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曾责成法制局起草民法典。后立法院宣布成立，民法起草工作遂移交于立法院。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召开第10次会议，组织民法起草委员会。同年2月，该委员会开始起草民法，历时3个月，民法总则全编告成。嗣后又着手起草民法债编。历时5个月左右，债编起草完成。其余如物权、亲属、继承三编，亦次第制定颁行。
《中华民国民法》债编计分2章，凡604条。其关于侵权行为之规定，则仿最新立法例，将其与契约、代理权之授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并列，同为债权发生之原因而置于债编第1章总则的“债之发生”部分。但在具体编制上，将其于《民国民律草案》债编第1章第1节第2款的位置易为第5款。在条文数目上将《民国民律草案》的27个条文缩减为15条，即从第184条至第198条。
其第184条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该条规定如下：“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者，推定其有过失。”可见该条沿袭《民国民律草案》之立法例，亦不设失火赔偿责任仅限于重大过失之例外规定。此条从立法者本意而言，显有改造固有法，而向欧陆侵权行为法趋近之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