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犯在日本刑法中呈扩张的趋势。日本现行刑法中集合犯的显性规定主要是第186条的常习赌博罪，但其改正刑法草案（1974年9月29日法制审议会决定）增加规定了众多的常习犯，包括：常习伤害、常习暴行罪，常习胁迫、常习多众胁迫罪，常习盗窃罪，常习加重盗窃罪，常习强盗罪，常习加重强盗罪，常习事后强盗罪，常习诈骗罪，常习准诈骗罪，常习营业的诈骗罪，常习恐吓罪，常习多众恐吓罪，常习准恐吓罪。学界与实务也都承认营业犯、职业犯等隐性集合犯规定。多数学者将常习累犯也作为集合犯的一种，笔者认为，常习累犯是累犯的一种，属于法定的量刑情节，并非作为犯罪构成类型的常习犯。
2005年我国台湾地区修订前的“刑法”中规定的主要是常业犯的集合犯类型，多为图利型犯罪，包括常业图利使人为性交罪，常业强制使人为性交猥亵罪，常业赌博罪，常业图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常业窃盗罪，常业抢夺罪，常业强盗罪，常业加重强盗罪，常业诈欺、得利罪，常业重利罪，常业赃物罪等。2005年修订“刑法”删除了这些常业犯的规定，但在“特别刑法”中存在的常业犯依旧适用，这主要包括：“惩治走私条例”中私运管制物品罪的常业犯和运销藏匿走私物品罪的常业犯，“著作权法”、“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取缔地下钱庄办法”、“医师法”、“药剂师法”中的有关规定，作为“刑法”的组成部分，这些“特别法”中关于常业犯的规定，也当然与“刑法”采取同一的解释。此外，台湾地区学界与实务也普遍承认营业犯、职业犯等隐性集合犯规定。
1979年刑法时期，我国集合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惯犯。1979年刑法中显性的集合犯规定主要是第118条以走私、投机倒把为常业的犯罪；第152条惯窃、惯骗罪；第168条以赌博为业罪以及第171条第2款的一贯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等毒品罪。这些条文所规定的犯罪中使用了“为常业”、“为业”和“一贯”等字词，无论从文理解释还是从论理解释的角度，都可以理解为惯犯。而我国学界通说认为惯犯是集合犯的一种类型。[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