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广告与戏谑行为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下面着重从意思表示构成方面进行探讨：

　　（一） 目的意思的区别

　　动机作为目的意思的基础，悬赏广告与戏谑行为是不同的：悬赏广告人的动机是满足广告人某种需求，并且此种需求一般具有一定急迫性，对此类需求法律没有特别规定，但须是合法行为，违反法律和公共秩序以及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不得作为悬赏行为。[28]戏谑行为的动机很简单，追求的并不是急迫的利益，而是某种心理满足的需求，比如“大言”以满足虚荣心，“戏言”以达到某种语言表达效果等。对于戏谑行为内容的合法性问题，法律一般不予干预，因为既然并非出自本意，也没有人会信其为真，民法就没有介入的必要。悬赏广告之目的意思来源于广告人的动机，不同动机产生具体的目的意思； 而戏谑行为之目的意思围绕着戏谑的不严肃性，并且预期受领人会随时识破其表达，因此戏谑行为的目的意思仅仅是这种“随时被识破性”。这就使戏谑行为与悬赏广告在成立基础上产生了质的区别。

　　（二） 效果意思的区别

　　悬赏广告的效果意思极其明显，就是广告人欲以法律来约束自己来换取悬赏行为的实现，从而满足自己需求的行为。因为悬赏行为有急迫性和稀缺性，广告人需借助法律公信力来吸引受领人完成行为；同时广告人希望悬赏行为产生法律后果，在悬赏行为完成后，行为人需将这一行为成果交付给悬赏广告人以满足其需求，所以悬赏行为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完全符合广告人的期望。

　　戏谑行为是没有效果意思的，因为行为人追求后果并不是法律上而是心理上的。戏谑行为产生法律后果之无效是符合行为人期望的，这也是由于戏谑行为目的意思的不严肃性所决定的。因此效果意思的有无决定了悬赏广告与戏谑行为的本质差别，这种差别将会大大体现到二者表示行为的异同。

　　（三） 表示行为的区别

　　以上是从法律行为的主观要素进行分析，虽然私法所追求的本质就是“真实意思之实在”，但是民法对法律行为外观的评价却日益提升，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意思受领人对表意人行为的信赖，连德国这样向来是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意思主义民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受到限制的意思说”。[29]因此，我们在讨论法律行为时对于表示行为要格外注意。

　　正是因为戏谑行为与悬赏广告内在意思的本质差别，决定了其外在表示行为具有很强的差别性。具体说来：第一，严肃性的差别。悬赏广告人对于悬赏行为结果的渴望决定其对严肃性追求；而戏谑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意思决定了其对行为严肃性的排斥，这是二者在表示行为上最为本质的差别。第二，行为方式的差别。悬赏广告人以严肃性为态度基础，渴望追求悬赏结果发生，因而在行为方式上会以正式、要式方式做出，比如在正规报纸上的广告、新闻类节目的播放、权威部门的宣誓等。戏谑行为人以不严肃为态度基础，在行为方式上多以非正规方式做出，比如在娱乐节目中、酒后或者谈笑间等。第三，“赏”的对价的差别。不可否认对于某些悬赏人的急切渴望，悬赏广告的“赏”会畸重，比如对于寻找亲人之悬赏等，虽然不可用民法显失公平原则来衡量，但是这种畸重的“赏”是建立在悬赏广告人对悬赏行为异常渴望的基础上的。而戏谑行为中存在的“赏”很可能是违背常理的，是没有戏谑行为人“异常”渴望作为基础的。所以这也是被民法所排斥的。第四，语境、场合的差别。悬赏广告的发布为要式行为，因为撤销的法定形式，必然要求广告人的谨慎注意。而戏谑行为谨慎注意就是避免受领人信以为真，所以戏谑行为发生场合必然为非正式性的。理解这种非正式性，不可以一概而论，首先必须结合其语境来考虑，其次要结合实际场景。比如在脱口秀节目中，就很难让受领人信以为真，但是在新闻播报节目中就会使相对人产生信赖。